某学会主席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开幕式结束就因为某些时限的规定,必须急急回国。重庆师范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杨新民援引这个耐人寻味的“中国学者的尴尬”,大声疾呼对科研人员的管理“不能过于僵化,还是要遵循规律”。
“做研究,就必须掌握科研的发展动态和方向。”他说,科研人员不能坐井观天,出国访问、讲学和参加高端国际学术会议,对于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把握最新研究动向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对于出国天数不能完全按照行政人员出国限制性要求。”
55岁的杨新民有着一系列头衔: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运筹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教授等。
杨新民表示,很多科研方面的管理规定,与科研的实际需要之间不太契合,“需要破题”。
“经费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人为经费服务。”他说,按原来的规定,劳务支出只支出给课题组之外的人。有了科研项目,自己单位的员工不能有收益,如果请其他单位的人来部分参与,却可以有收益。“为自己单位做,即使‘打主力’也不能有收益,为隔壁‘打酱油’反而有收益。这算怎么回事?”
“如果一个科研人员主持一个项目,付出时间、花精力去做好它,却拿不到一分钱,会有更多的科研人员去投身创新工作吗?”他说,做研究需要积累,许多科研人员牺牲了大量休息时间,专心致志地埋头搞创新。“别人下班了就休息,享受生活,科研人员还在书房、实验室加班,出了成果不拿一分钱,这合理吗?体现出尊重创新的导向了吗?”
“有些单位科研经费花不出去,就花钱乱买设备,有些设备买来多年没开封或开封了没有人用,浪费情况非常严重,但这不犯规;而支付给科研人员一分钱就有问题。”他说,凡此种种,说明科研管理“重物轻人”,缺乏对科研人员的信任和对智力劳动者应有的尊重。
他希望,能稳定“军心”,废除各种繁文缛节,使更多科研人员愿意潜心从事基础科研,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不能一人生病、全家吃药。”他说,科研界确实有个别腐败案例,但不能因此就将制度设定得过于严苛,“判断的标准,还是要看是否能在规范运转的前提下,促进科研水平的进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科研,必须实事求是。”他说,“我们期待着类似于‘七条新政’这样的好制度能早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