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是用谎言来对付谣言

    谣言的生产和传播机制是一个古老课题。越是不可思议的灾难，越是滋生谣言的天然温床。从汶川大地震到天津港爆炸，再到河北水灾，每一个水深火热的场合，谣言都不失时机跑出来添乱。

    造谣者的心态令人难以捉摸，已不能以“唯恐天下不乱”来简单概括。天津港爆炸事故后，万里之外的广西一名19岁女孩在微博上谎称其父亲在爆炸中失去联系，筹集到了3000多位网友的近10万元善款——谣言有时可以披上悲情的面纱，以灾难为背景，“众筹”世间的善意并狠狠玩弄了它。

    常见的谣言，生于恐惧，并放大了恐惧。河北水灾后，有人在网上传播国外海啸袭击城市的视频，言之凿凿指称这是今天的河北。在信息不对称的焦虑中，转发者成为谣言的复读机。今天我们信息技术如此发达，谣言似乎在电波和网络信号覆盖的星球，找到了更广袤的栖身之处。

    因为，谣言也在伴随着人类社会进化。今天甚至孕育了“互联网+”式的谣言。不明真相的民众或是出于无知、恐惧，或是不怀好意，在一拨拨“随手转发”中，助推了谣言的发酵。“三人成虎”口口相传的旧式谣言，威力毕竟有限。今天的“互联网+”谣言，则很容易从上海传播到东京、巴黎、纽约再传回上海，“出口转内销”，并在信息错综交织的环境下不断变身。天津港爆炸一度引起北京部分市民的恐慌，因为“有毒气体已向北京方向扩散”的谣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到了北京人的手机里。

    谣言无疑增加了社会成本。巨灾中的谣言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在通信中断、交通隔绝、急需救援的灾区，那些张冠李戴、经过“嫁接”的末世图景，对绝境中的受灾群众来说是雪上加霜。更坏的是，谣言有可能造成社会力量对灾情的误判，贻误救援时机。

    一场场谣言纷飞的灾难过后，辟谣已是惯例。所有的辟谣方式中，最可怕的是用谎言来对付谣言。河北水灾发生的次日，一位地方官员对着当地电视镜头说，洪水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官员的“权威发布”，镜头的背书，结果如何？

    离这位官员出镜处不远的村庄就是重灾区。从事后救灾部署来看，大水冲刷过的乡镇，治理体系依然健全，或许统计伤亡人数不算容易，但确认“有无伤亡”并非难事。根据当地媒体偶然发布的一则寻人启事，我们从北京的编辑部打了个电话，就找到了一位被大水冲走了幼女的悲伤的父亲。实地探访则找到了更多的悲剧。很多村民唯恐亲人伤亡的事实被掩盖，会通过个人所能触及的任何方式——微信、微博，在断壁颓垣贴上写着“必有重谢”的寻亲纸条，用力发出声音。

    那些寻亲纸条，是受灾群众用原始的方式辟谣。

    与“唯恐天下不乱”的造谣者相比，这位地方官或许怀着某种良好愿望，对电视台说出了无人伤亡的结论，但其言行却造成了相反的后果。

    “唯恐天下乱”的谎言比最恶劣的谣言还要恶劣——它是谣言的表兄弟。从救灾工作来看，它是真正的“谎报军情”。从效果来看，它是“自杀式辟谣”，造成了次生灾害。

    绝大多数时候，公众并不需要“善意的谎言”。那只是谣言的一个变种，是一种安抚奶嘴，毫不解渴也全无营养。

    不少事件中，忙不迭的辟谣之举显得软弱无力，甚至用带着满身疑点的解释，激起了更多问号。因为，辟谣不是看谁的声音大、看谁掌握了麦克风，只有及时、准确的信息能够驱赶谣言。对情况掌握不准，对事实模棱两可，只会给公众带来巨大想象空间，而那也正是谣言的育婴房。多一些这样的“辟谣”，社会的信任度就会一再下降。

    河北曾发生过三鹿奶粉丑闻。三鹿集团在被受害者揭露三聚氰胺事件后，第一反应是委托“权威质检部门”进行检验并宣布奶粉合格。后来的故事尽人皆知：辟谣变成传谣，“权威”沦为笑柄。

    谣言止于智者。我们要求有智慧的公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这还不够。同时，要让一些嘴巴学会不再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