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没经历过文革的80后，怎么写文革

    7月末的潮热下午，在北京798当代艺术区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张悦然带着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茧》现身，还拉上了久未露面的作家余华、名嘴梁文道，主持人是80后评论家杨庆祥。杨庆祥说，因为这本小说，张悦然在百度上可能不会再有“80后作家”这样的标签。但余华说，这不可能，“我现在已经快60岁了，百度还说我是先锋派作家。所以你就算活到100岁，他们仍然说你是80后作家”。

    从14岁开始发表作品，到目前为止出版了4部长篇小说和若干部小说集，还办了一本文学刊物，并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张悦然在当年一群特立独行的80后作家中显得中规中矩。

    梁文道说：“80后作家曾经被认为是一群风头很劲的人物，是会上国际杂志封面的。现在，其中有的人成了有票房保证的电影导演。张悦然没有沿着那些名人的轨迹，却沿着一个作家的长跑道路在走，用10年写一部长篇小说。”

    距上一本长篇小说《誓鸟》的出版已经过去10年，《茧》姗姗来迟，讲的还是年轻作家一般不去触碰的“文革”题材。

    《茧》采用了双声部的叙事结构，通过主人公李佳栖和程恭各自的讲述，为读者讲述了两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恩怨纠缠。小说将一桩发生在“文革”时期的骇人听闻的罪案不断抽丝剥茧，还原历史场景，观照当下两人的日常生活，映衬出历史的迷雾是如何悄无声息地覆盖在下一代人身上的。

    张悦然说，《茧》的故事要从她的父亲说起。

    “父亲”从小热爱文学，1977年恢复高考，他就决定去考大学、念中文系，为此辞掉了在粮食局车队开车的工作——那是一份相当令人羡慕的工作。张悦然说：“那个工作非常体面，也很有仪式感，每天穿着制服、戴着白手套，开着全济南市没有几辆的解放牌大卡车。我一直怀疑我妈妈当时答应做我爸爸的女朋友，主要是因为我爸每次把车停在她和闺蜜面前，带她去兜风，众人便投来一片艳羡的目光，特别拉风。”

    因为想写小说，他放弃了“这么好”的工作。1978年，考上中文系的“父亲”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投给上海的一本杂志。小说根据他童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而写：在医院大院里，他一个很熟悉的叔叔在“文革”批斗中，脑袋里被钉进了钉子，慢慢变成了植物人，但凶手是谁，始终不知道。

    没过多久，小说就收到了录用通知，“父亲”特别开心，跟当时还是女朋友的母亲庆祝了一番。可不久他又收到一封信，编辑跟他说“上面觉得这个小说的调子还是太灰了，我们可能暂时没办法发表”，一场空欢喜。再后来，“父亲”毕业、留校、结婚、生子，书桌被一张婴儿床代替，再也没有创作。

    “父亲”没有想到的是，女儿长大后，会继续写这个尘封已久的故事。张悦然说：“我在不停思考，在那个医院大院里，那些人的后代，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们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会不会相遇？会不会成为朋友？会不会相爱？”

    在决定写《茧》之后，张悦然去做了一些调查，回到那个医院，了解当年那起凶案留下的记录。“那碰巧是我出生的医院，我出生的时候，这个植物人还活着，可能就在隔壁的某个病房里。我们曾在某个时间离得这样近，算是相遇的时刻吧。”

    批评家李敬泽认为，《茧》是80后共同的书，是80后与父辈对话的书，也是80后可以向自己的孩子讲述的故事。

    梁文道说：“80后是中国真正的‘文革’后的一代人。过去写‘文革’的作家，主力是像余华这一辈经历过‘文革’的人。80后要处理这个课题，不可能有余华这一辈人的经验，也不愿意像写历史小说那样去组织当时的材料，重构当时的情景。那么，80后的‘文革’叙事只能从自己往上回溯：爸爸为什么这么教导我，妈妈为什么这样对我，那个同学的父母为什么会离婚，这个同学的家长为什么跟那个同学的家长就是不对劲……”

    图书编辑在《茧》的推荐语中写道：“真正的成长，是知道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这显然是模仿了罗曼·罗兰的“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

    有读者在现场提问：“我也写小说，投稿的时候，编辑让我把结尾改得光明一些，我是应该坚持自己还是听编辑的意见？”余华答：“只要能发表，编辑让我把整篇文章都改光明，我也改；成名后，编辑不就得听我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