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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灯闪得波波莱·米森加几乎睁不开眼，摄影记者的“长枪短炮”像一道墙挡住他的视线，他眯着眼睛试图从鼓掌尖叫的观众席中找到妻子和一双儿女，但在场内媒体区停留了近半个小时，他依然没有找到，“太多人支持我了，我（找到她们）实在找不到。”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里约奥运会柔道男子90公斤级比赛中，止步16强的米森加完成了其作为难民运动员代表团成员的奥运之旅。当他离场时，全体观众起立鼓掌，如潮的欢呼让他有些发懵。
米森加上一次找不到亲人，是15年前的事，当时让9岁的米森加陷入迷阵的是枪声和哭喊。一项计入联合国档案的战争发生在他的家乡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刚果（金）），从他出生第二年开始打响的战争，在1998年~2003年达到高潮，卢旺达等6个非洲国家卷入，造成至少350万人死亡。“当时我国在军事方面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杀戮，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惨状。”让米森加这段回忆彻底蒙上黑布的是妈妈被杀害，两个兄弟失踪。
从此，寻亲的路他走了很久，“如果能买张机票把他们带到奥运会现场，那就是我最大的梦想。”
过黑暗的高光时刻
还有一条路，他也走得比预期要长。
卡里奥卡2号竞技场的混合采访区被记者密密麻麻地站满，这段路，米森加重复着同样的话，挪了近40分钟。在一早举行的预赛中，他战胜了奥运会的第一个对手印度运动员阿夫塔尔，临近中午时站在了该级别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人郭同韩对面，“他很主动，丝毫不怯懦，你看他是在时间用完前最后时刻才倒下的。”米森加的教练吉拉尔多·伯纳德是个语速奇慢的老头，从2015年4月成为米森加和另一位刚果（金）难民柔道运动员约兰德·玛比卡的教练，他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自己从未想过奥运会能把舞台提供给难民群体，在初次见到这两个人时，他们甚至没有一件干净的衣服能穿着训练，“这可是全世界人民都应该有的东西啊。”
“我来比赛不是为了冠军，是为拼搏到最后一刻，我是难民中的胜者，别不相信（我）一个非洲孩子能在奥运会柔道场上和世界冠军同场竞技，全世界难民都会因此感动，千万不要放弃梦想，是人类就要相信奋斗。”当类似的话说到第4遍时，米森加还是保持着同样语速，把一个个单词使劲蹦出来，佐以夸张的表情和幅度很大的手势。
从2013年定居巴西后，葡萄牙语便代替法语进入他的日常生活，但当地人一听便知“是葡萄牙语没错，但他不是巴西人”。浓重的口音和他一晃脑袋就会轻微抖动的脏辫子一样，宣告着他回不去也忘不掉的出处。而当第6台摄像机对准他时，米森加更加自如，翻译一工作，他就把手背在身后开始左右扭动身体，似乎音乐一响，他就能用缠着三个胶布的右手比出说唱的手势，看得出来，他很享受自己的高光时刻。
还有更多被“保护”的情况。“很抱歉，因采访需求众多，为不影响运动员备战，我们无法安排。”作为奥运会历史上首支难民运动员代表团，其10名运动员都成了举世瞩目的对象，奥组委相关部门收到的采访申请早已成堆。18岁的叙利亚女孩尤丝拉·马尔迪尼尤受媒体欢迎，她曾经训练时泳池被投入炸弹、逃离叙利亚后，两姐妹拯救了一船溺水难民抵达莱斯博斯岛的故事，都早已不是新闻，奥运会官网甚至撰文称“曾经在电视前尖叫着菲尔普斯名字的尤丝拉应该能发现，在里约奥运会的泳池中，她也有着能与这位美国传奇巨星相似的热度。”
“真为你高兴，我在脸书上看到你的消息是原来的20倍。”听到朋友这么说，尤丝拉并未感受到负担，甚至妈妈撒娇似的“女儿出名了，会把妈妈忘记”，她也开玩笑回应：“很有可能，因为你是我妈妈。”但尤丝拉明白，自己不会像菲尔普斯那么出名，她愿意出现在别人的镜头里，更多是因为“能把我们的信息发送到世界各地，让每个人都能为难民做点儿什么。”
借体育逃出生天
“太难了，别人准备了4年，他们才训练了4个月。”吉拉尔多被志愿者从米森加的镜头边缘请到一边，被中断了倾诉，他挠着白发有些恼火，因为在同期举行的女子柔道70公斤级比赛中，约兰德首轮便遭淘汰，仅仅5分钟的亮相，让他还没来得及为两个学生在媒体前说几句好话。
里约落雨的早晨，完成首次奥运会的谢幕，这不是约兰德和米森加生活轨迹的首次重合。刚果（金）首都金沙萨的一家儿童救助中心，是米森加在森林中躲了8天后的归宿，而约兰德则乘着一架直升机将命运降落此处，在这里，两个和家人离散的孩子都选择了用柔道来强大内心。
他们甚至一同前往2013年的里约柔道世锦赛，但没想到护照和食物都已被教练没收，寻求政治保护成为两个20多岁年轻人的选择。虽然落脚巴西，但约兰德从没想过自己会以奥运会运动员的身份走进马拉卡纳体育场，当她踏着彩色光影走上赛道后，她想到的竟是面貌早已不清晰的家。不同于海报上的形象，约兰德特意将满头小卷发染成银色，远看像顶着一块拧了水未撑开的棉絮，但她对此表现得很满意，“奥运会将会改变我很多，我想让一切重新来过，新的故事、新的房间当然也包括新的发色，只有柔道不会变。”
米森加说：“柔道可以让我忘掉战争。”而在其他运动员的世界里，沉溺在水中或狂奔在路上是各自选择脱离苦难的方式。国际奥委会以“出生国”和“现居地”标注这10名运动员，他们生于南苏丹、埃塞俄比亚、刚果（金）和叙利亚，现居肯尼亚、卢森堡、巴西、比利时和德国。
辗转到肯尼亚的有5人，加上现居卢森堡的出租车司机尤纳·金德，他们都选择了用双腿跑出藩篱。“技巧性项目对社会生活的丰富程度要求较高，而跑步相对靠日积月累的训练量提高，训练地点又基本在乡村或高原高寒地带，多重因素综合起来，难民运动员更容易选择这项运动。”在肯尼亚建立了马拉松训练营的中国前国家队马拉松教练陶绍明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通常难民运动员比普通运动员训练更加刻苦，“他们希望通过一次比赛就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
“一个有专门的训练服、两双训练鞋，一个衣服不加区分、没有鞋。”陶绍明能较为轻易地辨识出难民运动员，“很多运动员对饮食有要求，但他们常常30公里下来一滴水不喝，跑完以后能吃饱就行，不会要求提供鸡腿、牛肉等，很少抱怨，因为他们渴望机会。”此外，和大部分普通肯尼亚运动员“拿到钱先去酒吧消费90%”的惯例不同，难民运动员拿到钱不管婚否，通常第一时间会寄回家，若有机会出国比赛，自己仅留一个玉米饼，连水都很少买，“或许在体育的维度里，贫困会让人变得更加克制。”
6岁出逃南苏丹的安吉丽娜·洛哈利斯坚持训练的动力正是帮助父母，“想给爸爸买个好房子。”而想成为1500米世界冠军的保罗·阿穆通·洛科罗，每次迈开步子也是希望能以此养家糊口，搏一个好生活。
何时能让历史成为历史
历史上，不乏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参赛的案例，多与因政治转型、国际制裁等原因相关，同样使用奥林匹克五环旗和会歌，可难民运动员代表团打破了这一惯例，用奥运会五环旗撑起的是一个现实社会中不容忽视的群体，这在奥运会历史上实属首次。
“今后也可能会有更多这样特殊的群体出现在奥运赛场，尤其在奥林匹克发展思忖何去何从的时候，难民运动员代表团的出现将有利其发展。”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运动与体育社会学教授黄亚玲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这种特殊参赛的形式不会成为替代以国家参赛的主流，“但这10名运动员的出现，对激励更多难民选择体育改变生存状况将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可从黑暗中走向聚光灯的难民运动员代表团，是否能真正撬动人心？英国《独立报》提出冷静观点，“当奥运会结束后，难民运动员代表团解散，人们是否会忘记在里约为他们起立鼓掌的感人时刻？但不用怀疑的是，仍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会尝试跨海越洋到达新的大陆，也会有人付出高额报酬迫不得已让家人逃离战场。”因此，让他们出现在高光下，并非制造体育明星，以同情消费他们的遭遇，而应让人们触碰到真实的难民世界。
与尤丝拉同为叙利亚人的拉米· 阿尼斯在男子100米自由泳预赛中被淘汰，居住在比利时的他因战争远离泳池近5年，但有机会扎进水里，阿尼斯就能感到“战争可以摧毁我们的家园，但不能摧毁我们的信念，也无法摧毁体育精神。”想留在奥运赛场的池水中“做梦”的他，希望还能出征东京2020年奥运会，只不过，他希望所有选手都能代表祖国参赛，“那时，奥林匹克不再有难民运动员代表团。”
今年6月20日“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发布年度报告称，截至2015年年底，全球难民数量达6530万人，较前一年增加500多万人，创历史新高，全球每113个人中就有1人流离失所，而每分钟被迫离开家园的人已从10年前的6人，增加到现在的24人。（林紫琪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报里约热内卢8月11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特派记者 梁璇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