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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亮的镜头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颜色，但是最刺痛他的，是那片空白。
他是一位野外摄影师，也是一名生物学专业的毕业生。8年前，他开始用手里的镜头，记录中国的生物多样性。目前为止，他和团队已经拍摄30多万张照片，记录下6000多个物种，行走过30多万公里。近日上映的自然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为了在青藏高原拍到摄人心魄的雪豹画面，就曾向郭亮的团队“取经”。
人类目前已知的物种在190万左右，而据保守估计，全球物种总数约为1000万。影像，在缓慢前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中，更是一片空白。对地大物博的中国而言，这种空白显得尤为巨大。
郭亮从身后的架子上随手抽出一本21世纪初山西省的物种调研报告，里面一张照片都没有，所有的物种图片都是手绘的。“这要让人怎么精确地认识、了解这些物种呢？”
今年7月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报告称，地球的生物完整性指标（BII）已经跌至“安全线”以下。这意味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已严重到了影响生态系统支持人类社会能力的程度。
每过1小时，就有3种生物在人类轰轰烈烈的工业文明中消逝。许多珍稀动植物距离灭绝只剩下100个心跳。绝大部分物种还没来得及为人所知，就裹着这个星球数百万年的历史，永远离我们而去了。生物多样性之父爱德华·威尔逊在《生命的未来》一书中说，“伊甸园由人进驻后，就变成了一座屠宰场。”
2008年，郭亮和几位同伴一起，创办了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中国第一次开始系统地用影像记录某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
这片长久而巨大的空白，终于开始有了色彩。
等待，是野外摄影师的宿命
越野车晃晃悠悠地行驶在空旷的青藏高原上。7月至9月是三江源地区的雨季，从印度洋上吹来的西南季风带来了丰沛的降水，车身满是泥印。所有生物开始疯长。这是2012年，调查所成立4年来的第21个项目。
调查所的联合创始人、摄影师徐健每次临行前，都要用一天的时间打包行李。箱子摊开，大大小小长短不一的相机和镜头铺满一地。“这些设备加起来15公斤，差不多价值15万元。”他小心翼翼地擦拭着每一块镜片。
这些镜头的取景框里，曾经装着梅里雪山的小熊猫，准噶尔盆地的野马，和可能是世上最后一只白豚“琪琪”。也曾经捕捉到怒江金丝猴和白颊猕猴在地球上的第一幅影像。这一次，它们的目标是站在三江源野生动物金字塔顶端的王者——雪豹。
由于险峻的生存环境和近乎完美的保护色，雪豹堪称世界上最难被拍到的野生动物之一。甚至捕捉到一个瞬间，都会在百度百科词条形成一段专门的解释。
两年前，为了拍摄《我们诞生在中国》里的雪豹场景，迪士尼自然电影公司和陆川团队找到了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希望获取一些资料。最终，摄影师谢恩·摩尔在徐健曾经蹲守过的那条山谷，拍到了雪豹妈妈达娃和她的两个孩子。
在野外摄影师工作的日常描述中，“蹲守”出现的频率，永远比“危险”高得多。
调查所要求所有摄影师必须对某一生物领域非常了解，这样才能够更快速地找到要拍摄的对象和位置，也更有效率地按物种分类完成生物多样性的影像收集。但即便是如此高的专业性要求，摄影师苦等几个月却颗粒无收，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这个时候，就算只有一点点线索，也可能极大增加摄影师蹲守成功的概率。
所以，当听说一户牧民家的牦牛遭到雪豹袭击时，徐健和同伴们感到一阵“不厚道”的兴奋，立马吭哧吭哧上了山。他们希望等雪豹来吃剩下的牦牛肉时，跟它来一场“偶遇”。
在稀薄的空气中徒步六七个小时之后，徐健眼前终于出现了那具牦牛尸体。他喘着粗气，却发现这个巨大的躯体距离被吃，已经过去至少一周。也就是说，雪豹不会再来了。
漫长的等待再次重启。此后一个星期，考察队在雪豹生活的石山对面，不知打量了多少个来回，却一无所获。
郭亮等过。他曾连续十几个小时趴在草丛里，只为等待一只西藏赤狐的掠影。
谢恩·摩尔也等过。整整18个月，陆川每隔两三天会收到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素材，证明在风雪交加的山谷里，摄影师还活着。直到最后3个月，素材里才出现了雪豹的身影。
徐健自己也等过。6年前他在西藏林芝守候黑颈鹤，在给相机盖上一层迷彩保护罩之后，就退回到篱笆边，开始了天荒地老的等待。草丛中的镜头里，陆续出现了野猪鼻、牛蹄子和狗牙，却始终没有鹤群。
等待，是野外摄影师的宿命。
但是无论过多久，他们再也等不到渡渡鸟、斑驴、旅鸽、中国镰翅鸟，和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两万多种生物了。这些名字，接连出现在北京南海子麋鹿苑世界灭绝动物公墓里的一份灭绝动物名单上，而在名单的最后，赫然写着“人类”两个字。
“生物多样性不仅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吃、穿、住、行等资源，在保护土壤、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副馆长郭耕介绍，“消失的物种不仅会使人类失去一种自然资源，还会通过生物链引起连锁反应，影响其他物种的生存，直至影响人类自身。”
“因为它们知道：人，才是最可怕的。”
考察已经到了最后一天，徐健对雪豹的出现已不抱任何希望，只想着“能拍到一只狐狸也好”。但是突然，远处一个移动的白点让他的肾上腺素开始飙升。
雪豹真的出现了，而且一下子来了3只。
“有时候就是命。”
高耸的石山上，两只雪豹幼崽相互依偎着，阳光从背后溢出来，为它们温柔地镀上一圈金边。镜头后面，徐健不停地按动快门，呼吸轻而急促。“一切都值了。”
当然，并不是每一次等待的尽头，都是惊喜与宽慰。
与一般的野外摄影师不同，王放的主要阵地，在城市。从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之后，他始终没离开这个地方。
“从现在开始慢慢地，一些白天活动的鸟会归巢，它们会在晚上休息之前，有一波比较密集的捕食，”在纪录片《野生动物摄影师》里，王放手脚麻利地组装着镜头，“在进入夜宿地之前，甚至还会有争斗，抢夺最好的睡觉位置，会喝水，麻雀喜欢在这个时候洗澡……”王放絮絮叨叨地说。他希望拍到这一切。
山林慢慢浸入黑暗，可王放最终没等到那些本应归巢的倦鸟。他这一天唯一的收获，就是未名湖里的绿头鸭。就在几年前，湖里还能看见鸳鸯。但是现在，“水越来越少，它们也越来越少”。
这也是所有野外摄影师的苦恼。与暗藏的危险与漫长的等待相比，他们更担心的是，动物根本无处寻觅。而在中国，这种集体失踪尤其明显。“与国外相比，中国的野生动物对人类更加恐惧，经常一听见人的动静就逃走了，”徐健说，“因为它们知道：人，才是最可怕的。”
相对于人烟稀少的长江源头，黄河源的人口要更加稠密，对生态的干扰也更明显。徐健介绍，在长江源，考察队可以轻易看到上百只的岩羊群，而在黄河源，他们见到最多的一次，只有70只。
川陕哲罗鲑是黄河源一种大型的食肉鱼类，跟雪豹一样，都是一个生态环境里的食物链顶端的旗舰物种。“如果在这个地区还能发现这种鱼类，就意味着黄河源的生态环境依然健康。”徐健说。但是，上一次发现这种鱼，已经是10年前了。
河水湍急，作为川陕哲罗鲑的主要食物之一，成群的软刺裸裂尻鱼正奋力地逆流而上，它们要去上游产卵。然而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发现，这种鱼在回溯过程中需要跳过很多个落差，而落差达到40厘米时，它们跳起来就很费劲了。
“如果是个水坝的话，它就永远不可能跳过去。” 吴立新半个身子浸在水里，“也就永远找不到合适的地点进行繁殖。”事实上，大大小小的水电站已经将河流的上游肢解，阻断了鱼类的迁徙，也造成了食物链的断裂。
在冰冷的河水里泡了几天，吴立新始终没能拍到川陕哲罗鲑。镜头里出现更多的，是河流沿岸成堆的可乐罐和啤酒瓶。
“传统上这是神河，连手都不能洗。” 从小生活在青海年保玉则神山下的喇嘛扎西桑俄，目睹了近些年发生在黄河的一切，“环境没变，人变了。”
变化正在悄然转向
几年前开始，郭亮在介绍自己的机构时，刻意把“多样性”三个字省去，简称为“影像生物调查所”。“因为大家老是追着问你，‘什么是生物多样性？’”郭亮不想再撞出一头雾水。
更让他愕然的是，在野外拍摄时，经常有游客指着他照片里的珍稀保护动物：“这个我吃过，好吃！”
他笑得无奈。
8月12日，《我们诞生在中国》在中国上映，排片率在1.5％左右，有媒体问陆川：“有没有觉得颜面尽失？”面对如此“戳腰眼”的提问，陆川却说，他的内心相当平静。“虽然不算老司机，但是对于路况还是有感觉的。”
12年前，陆川的《可可西里》在全国发行，“结果很惨烈”，只发出去60个拷贝。上映期间影院一天只给两场，早上10点和下午2点。全国一天120场。但12年后，《我们诞生在中国》上映第一天，有3000场左右。“这应该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上映3天后，这部片子票房已经突破2700万元，登顶自然电影中国票房冠军，打破了《海洋》把持5年之久的“天花板”。
几年前，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亏本出版了《三江源自然观察手册》，“当时我们就想亏本也无所谓，反正一定要做出来。”郭亮说。现在，调查所编著的《自然之美——中国自然影像志》已经完成第三次印刷，“很多父母会买给自己的孩子。”
还有更多的力量在聚集。扎西桑俄跟几个当地人一起，成立了青海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做起了跟郭亮、徐健同样的事。僧侣喇嘛们披着深红色的僧衣，趴在堆满啤酒瓶的黄河边，笨拙地摆弄着手里的相机，把镜头和关切都对准高低丛生的金露梅、小蒿草、山莓草，认真地在本子上记下它们的藏语名字。
而城市里，其他生物也开始在这个人类的王国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两年前，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找到郭亮，开始跟调查所合作开展一些城市规划项目。所以，在新的城市规划方案中，出现了给小松鼠预留的廊道，和为丹顶鹤准备的栖息地。
人类或许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无法孤独地生活在这个本已脆弱的星球上。
郭亮的眼睛紧贴取景器，在草丛里缓慢地向前挪动。镜头里，两只赤狐正在追逐嬉戏。最后，郭亮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不到10米。
小时候的他，常常觉得自己像个猎人，如今，镜头就是他的枪。但是这次，他看着对面清澈如水的眼睛，第一次打消了按下快门的念想。
他在对视中度过了一整个下午。阳光洒下来，照耀着草地上的一切生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