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人们普遍意识到器官捐赠和移植,既救人生命又让自己器官“生命”延续的多赢效果,器官移植的人数就会持续不断地上升,器官移植的数量也能稳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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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在中国举办的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18日至22日在香港举行,全球18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大会。对于一些人质疑的中国器官捐献数量为何能增长,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研究中心主任王海波回应称,中国有13亿人口的巨大基数,每年有近1000万的死亡人数。以国际通用指标百万人口年捐献率(PMP)来看,中国排在全球第44位。
器官移植首先要获得可供移植的器官,现有技术条件下,可供移植的器官主要是人们去世后所捐赠的器官。从百万人口年捐献率看,中国已有了长足进步,但是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不小的距离。而且,有人怀疑中国的器官捐赠和器官移植的数量,与以前中国用死囚器官进行移植的做法有关。
中国早就意识到用死囚器官进行移植的弊端,并且在2015年1月1日终止了这一做法。实践证明,停用死囚器官进行移植后,器官捐赠反而增加了,器官移植例数也水涨船高。
根据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的统计,2015年中国完成器官捐献2766例,捐献大器官7785个,超过2013年与2014年捐献数量的总和。2016年上半年,中国完成大器官捐献5029个,捐赠器官较去年同期增长45%。中国年器官捐献数量已位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三位。
对中国器官捐赠和移植这样的增长,自然有不同解读。肯定者,如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全球器官移植的官员何塞·努涅斯教授认为,这是移植器官得到公平分配的证明。但是,怀疑者仍然沿用过去的思路,认为中国器官捐赠和移植的数量增多或许还与旧机制有关。面对这种情况,除了据实解释和据理反驳,还需要做更踏实的工作和研究来促进器官捐赠和移植,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器官捐赠移植口服心服。
促进器官捐赠和移植需要观念的转变,如果说捐赠器官的最初级形式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那么高级阶段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只要人们普遍意识到器官捐赠和移植,既救人生命又让自己器官“生命”延续的多赢效果,器官移植的人数就会持续不断地上升,器官移植的数量也能稳定上升。
捐赠器官的救人与延续“生命”其实是一个共生的问题,这最容易在亲属之间的器官捐赠中获得圆满的解释,也因此是器官捐赠的第一个突破口。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达到两者合一的境界。
最近英国68岁老人休·韦斯特黑德的寿命引发了全球关注,一是她的移植肾已经存活百年,创造了移植器官存活的最长年限,此前医学界普遍认为移植器官的寿命在20年左右;二是韦斯特黑德的供肾来自其母亲安·梅特卡夫。韦斯特黑德20多岁时,被诊断出患有肾脏疾病,此后病情恶化。1973年,57岁的母亲安·梅特卡夫供出一个肾移植给25岁的韦斯特黑德,挽救了她的生命。
屈指算来,现年68岁的韦斯特黑德移植母亲的肾脏已经存活了43年,其母亲梅特卡夫于1985年因车祸去世,但是母亲的肾在韦斯特黑德身上一直存活,这便是救人与延续生命的双重效应的实现,尤其是在亲属之间容易实现。这是因为,亲属活体器官质量最好。亲属之间受者与供者之间的主要组相容性抗原相同或相似,较少造成排异反应。
即便是非亲属供体器官捐赠和移植,也完全能够达到救人与延续“生命”的双赢。美国宾州的女孩史泰平的父亲在2006年不幸遭谋杀去世,家人捐出他的心脏,当时住在纽泽西州的汤玛士接受了史泰平父亲的心脏。史泰平结婚时,邀请从没见过的汤玛士牵着自己走上红地毯。史泰平表示:“虽然爸爸没能亲眼看到我结婚,但他的心脏在这里,代表我们全家都一起待着。”这不仅是救人与器官“生命”的延续,而且是共赢。
现在,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已是中国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来源,坚持这样的做法,就可以保障器官捐献制度的透明、公平和可溯源性,再加上遵循器官捐献和移植的自愿无偿、知情同意、回避、伦理审查等8大原则,必然会让器官捐赠者不仅能够救人,也能延续自己器官的“生命”,从而引导更多人自觉自愿捐赠器官,自然有助于消除外人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