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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鲁引弓有一次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送朋友，正值8月末的开学季，一群一群十几岁的小小留学生在国际出发口和父母挥手告别。一个女孩的妈妈之前一直是忍着的，但当女儿的背影最终看不见了，她泪流满面，“从没见过一个大人在陌生人面前哭成这样”。
“真的没有哪个民族，会像我们中国人这样为了孩子以后过得好，而忍受当下的骨肉分离。许多老外教师无法理解这种夫妻、子女的分离，竟然是为了小孩以后过得好。”鲁引弓直击“中学生留学潮”系列小说的第二部《小别离2》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而由该系列第一部《小别离》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正在热播中。
据2016年最新数据统计，2015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突破50万，中学生留学人数占13.76%，9成以上为自费留学。摆在很多中国家庭面前的是一个两难困境：不走，考不上好高中——考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走，学费高昂，骨肉分离，孤单寂寞。
这一次留学潮来自对未来生存的焦虑
《小别离》系列小说的主人公方园海萍夫妇，为了送学习中等的女儿朵儿出国留学，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和力量。和以往印象中出国念书都是非富即贵家庭的孩子不同，越来越多的工薪家庭正在拼尽全力搭上留学这条小船。
中国孩子念书的辛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残酷的现实。在书中，中学生李想离家出走，给老师留了一封信《像梦一样自由》。信中写道：大人告诉我一个“真理”，即12年苦读甚至痴读的未来承诺是——12年后，几十年的好职业、好生活。
“主要是不想让小孩拼得这么苦了”“想让他有一个好一点的环境”“想让他学点有用的东西”“想让他心态宽松点”……在《小别离》中，为了送女儿出国念高中不惜脱离母女关系、将独生女过继给姐姐的吴佳妮这样说。
曾在媒体工作的鲁引弓发现，从五六年前开始，经常有这样的新闻，一个中学班里隔段时间就少几个学生，一问，都出国留学了。鲁引弓说：“和清末民初第一次留学潮、上世纪50年代留苏、80年代出国热相比，这一次留学潮有着显著差异。从曾经色调明快的报效家国、洋插队捞金，到如今纠结惆怅的两难选择，理念在变，年龄段在变，这一次留学潮来自家长对未来生存的焦虑。”
这种焦虑是全方位的：升学、求职、房价、环境、食品安全、医疗、养老……中国人是精明的，中国家长决定送孩子出去，一定是算了又算之后的选择。有家长告诉鲁引弓，当孩子从国外打回家第一个电话，告诉爸妈国外的牛奶怎么这么好喝的时候，他觉得送出去是对的，“是为了让孩子更从容地成长”。
“送孩子走，未必是因为对彼岸的认知，而是对此岸的不满意。”鲁引弓说。
这大概是一种骨子里的继承。在《小别离》中，方园的父亲在临终前对方园说：“一代人改变不了自己和周围的时候，就想让小孩去个好地方……当年你爷爷摇着船把爸爸送到城市里来读书也是这样的。那天他在船码头上和我分手的时候说，别想着家里，一点都不要想。住到一个大地方去，不仅为自己，也为后代……一代代人都是这样的。”
留学可能并不是捷径 最后得用十倍的艰辛还回来
然而，彼岸并非那么美好。鲁引弓说，小说中的人物故事，70%到80%都有真实的原型。
寄住别人家中不给午饭吃、遭遇校园冷暴力，最可怕的，是孩子无边的孤独、寂寞……一个温哥华的中学老师告诉鲁引弓，班上有很多中国孩子，平常都看不见他们的爸爸，只有临近春节，爸爸们都突然出现来开家长会。
在朵儿的高中，中国小孩基本只跟中国小孩玩，最多跟母语不是英语的其他亚裔小孩有些来往。虽然也知道多跟西方同学说话对提高口语比较好，但总之不会有太多人能与西方同学玩在一起。
高中快毕业了，朵儿想念心理学，但爸妈的最爱是商科和计算机——因为好找工作——这也是大部分留学生父母的逻辑。在朵儿初中的家长群里，爸妈们也有同样的疑惑：怎么你们这些小孩都喜欢心理学？朵儿一言以蔽之：我们想对照自己心理是不是有病。
“天下的爱基本上以‘聚合’为目的，只有父母的爱是以‘分离’为目的，放孩子走远，只要他们过得好。” 鲁引弓说，“一方面，我们否定这种行为，它隔断亲情；另一方面，我们也怜悯，这是迫于压力的无奈选择。念了好高中、好大学，却失去了亲人的陪伴。”
出国不容易，回国也一样。由于小小年纪出国，孩子的价值观生成于国外，回国后如何对接、适应原来的水土？“他们和在国内成长起来的同龄人相比，所谓的‘情商’都比较低，通俗点说，就是搞不定事情。”鲁引弓说。
书中有一句“精辟”的话来形容：“如果你的孩子从小就老实、本分、讲规矩，那么他适合出国；如果你的孩子机灵、会混，那么他适合在国内发展。”
曾经一度很多人认为，女人嫁到发达国家是改变人生的捷径。在《小别离2》中，就有这样一位上海美女。多年之后，她已是一家颇有规模的华人超市的老板娘，但她伸出变得粗糙的双手告诉他人：“你曾经走过的多少捷径，最后都得用十倍的艰辛走回来。”
像小降落伞飘落他乡 回家是永远的召唤
为写《小别离2》，鲁引弓于今年二三月间到美国和加拿大采访这些小留学生，当地媒体用“小降落伞”来形容这些孩子们。
“在大街上、站台上、超市里、公交车里，中国学生随处可见，耳畔不时掠过普通话，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交织着懵懂，让人印象深刻。每一个小小的身影都隐藏着成长的心事，以及对远方那个家的沉重挂念。而在他们头上，似乎都回响着同一段旋律，那就是《回家》。”鲁引弓说。
和父母主要面临的是生存焦虑不同，孩子出国后首先面对的是对家国的定义，这也是很多孩子出国后反而更爱国的原因。鲁引弓在采访中发现，中学出国的小留学生，都众口一词地说要回上海工作。
书中朵儿的表姐、华裔二代少女米娜，就是这样的代表。她的父母在上世纪80年代出国，多年打拼后定居美国，一听女儿想回国，就千方百计阻挠。但米娜的老师、同学都说以后中国的机会多，米娜的华裔背景是天然优势，更重要的是，她对自己的身份符号、文化血脉有着天然的好奇和向往。“有时候真觉得有一种宿命感。爸妈费尽千辛万苦在美国扎根，孩子死活要回来。”
“其实，《小别离2》应该叫《小相聚》，所有人都想回家。我们摆脱不了文化的吸引，摆脱不了对亲情致命的依恋。”鲁引弓说，“而且，回不回并不完全由主观意识决定。余华在小说《兄弟》中曾说，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中国那么大一个经济体，号召力是巨大的。”
接受采访的翌日，鲁引弓又将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发去出差，又将看到相似的别离的场景。“只有把脚下的土地建设得更好，才会让走和不走都不再纠结。心能在此岸安放，即便去了彼岸，心也还是回家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