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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初秋的蓝天白云下，一场与环境和气候变化息息相关的讨论在海河边举行。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和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主办的首届“天津绿色金融论坛”上，“如何构建全方位的绿色金融体系”成为为期一天的论坛主题。
这场讨论恰逢其时。9月4日将在杭州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绿色金融”将成为重要议题。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共同主席、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介绍，去年年底中国向G20提出把绿色金融纳入G20议题，被在三亚召开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副手会议采纳。在过去8个月，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成立并举行了4次正式会议，并于今年7月向在成都召开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提交了“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这也是绿色金融在中国推动下首次成为G20的正式议题。
然而，面对全球绿色投资不足、绿色项目融资困难、绿色债券市场规模极小、绿色产业前景不被看好、公众对绿色项目热情不高等困难，如何用不大的市场份额撬动生存环境的改变？
被温室逼出来的新事物
绿色金融概念的提出，与温室气体排放息息相关。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李高已经参加了10多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从2012年起参与中国气候变化的规则制定，他感受到了很大的变化。“刚开始谈判，中国没有现在的曝光度，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引起大家的注意，那时我们的工作是团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这是我们的最主要诉求。”李高说。
近些年来，中国作为温室气体第一排放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人均排放不高，不仅面临发达国家施加的压力，也承担了发展中国家更多期待。李高说，随着科学认知的改变，人类活动造成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可信度已达到95%以上，这促使人们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感增强了。习近平主席指出，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是我们自己要做，而且要做得更好。
中国人寿总裁、B20金融促进增长工作组主席缪建民介绍，如果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的“把全球平均气温升高控制在较工业化前水平2摄氏度以内，并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那么到2035年，全球在能源供给和高效能源上的投入更高。到2020年，主要经济体每年都将面临10万亿美元的投资赤字，这决定了多方筹资的必要性。而发展绿色金融，就是其中的方案之一。这也成为B20工作组形成高度共识的政策建议。
但事实上，绿色投资是不足的。
马骏用几个指标证明了这一点。首先是绿色信贷。目前，全球只有中国、巴西和孟加拉国三个国家有正式的绿色信贷统计。在中国，绿色信贷占到全部贷款余额比重为10%，这个数字在巴西和孟加拉国分别为10%和5%。其次是绿色债券市场规模。贴标的绿色债券占全球债券不到1%，还有一些未贴标的债券。最后，从资产角度看，机构投资者管理的资产，投入到低碳、绿色行业中的比重很小。曾有澳大利亚专业人士告诉马骏，他们的统计表明，只有2%～3%的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资产是低碳的。
据天津市银监局副局长王文刚介绍，到2015年我国绿色信贷大概7万亿元，占整个信贷资产规模3%左右。天津绿色信贷大概为2538亿元，占全市信贷资产的8.6%左右，规模总体较小。
不仅如此，在2538亿元的总额中，金融租赁占950亿元，政策性银行占700多亿元，工农中建4个国有银行占规模总体第三位，除了这3个主体，其他板块的数据表现非常弱。这样不乐观的现状也被解读成为绿色金融发展的巨大潜力。马骏说，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所做工作之一就是识别挑战。
绿色金融是不是“情怀债”
在圆桌讨论上，启迪桑德环境资源公司负责人张仲华举的一个事例能反映许多企业的想法。
张仲华说，环卫工作在民众印象中不外乎扫马路、收垃圾，似乎是低端行业。然而这是政府特许的一个行业，如果进入后“做得不是太差的话”，都能拿到7%～8%左右的稳定收益。
但B20金融促进增长工作组发现，不少企业先入为主地认为绿色投资充满风险。这被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中国财富服务咨询部的管理合伙人张立军形容为“误诊”。在医学里，第一类误诊往往是把健康人看成病人；第二类误诊是把病人看成健康的人。“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弱势群体’，或者绿色投资里面肯定有很大风险，就是我们说的第一类误诊”。
中国证监会公司债券监管部副主任张庆说，由于绿色公司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品种，很多人质疑，有没有这么大的市场需求？绿色公司在绿色金融体系中到底有多重要？
发展绿色债券是今年沪深交易所债券市场的重点专项工作之一。今年3月和4月，沪深交易所分别发布了绿色债的试点通知。目前，已有12家发行人正式申报了13支绿色公司债券或绿色资产证券，申报规模现在约为350亿元，已经发行70亿元。发行人的资产规模普遍较大，资产和净资产百亿以上有8家，占到67%，资质3A以上占77%，期限是5年。
张庆提出两个问题：试点过程中申报企业多为大企业、优质企业，绿色金融支持的是不是就是这些企业？项目集中在清洁能源方面，而绿色产业是不是只有清洁能源？张庆说，证监会最难的工作之一就是组织投资人座谈会。许多投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买了公司债，因为他们更多地关注发行人目前的企业资质。而绿色债多是评级3A的大企业发的债券。因此，不少人把绿色债券说成“情怀债”。
绿色债券有没有可能摆脱这样的尴尬境地？最直接的一条解决方案，就是降低绿色债券的发行成本。
根据巴黎气候协议中提出的财政承诺，各国应通过财政支持减少发行绿色债券的额外费用或通过第三方担保来减少投资前期成本。这些措施包括贴息贷款、免利息债券、对绿色债券提供税收抵免等。同时可以采取非经济手段进行政策支持，如降低准备金率，提供风险担保、简化发行债券的程序等。另外，可以降低保险公司的资本成本、奖励养老金投资长期绿色项目以加快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
世界银行中国局高级能源专家王晓东说，以前中国太阳能是世界上成本最低的，带动了全世界成本大大降低。然而现在，许多国家的太阳能都比中国太阳能成本低，融资成本高是很重要的因素。
马骏认为，绿色项目不能全让政府投资，也不能全交给私营部门。因为这是带有一定公共产品性质的项目。它有正的外部效应，但是不能被完全内生化，所以它有回报率，但不够高，难以让私营部门愿意接受。然而大多数时候，二者仅仅是一两个百分点的差异。
因此马骏认为，适当给予私营部门一定的政策奖励，从一定程度的贴息、担保、再贷款、PPP投入等方面给予支持，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和提高回报率。
绿色金融的把关人
专家直言，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两个主体的观念必须改变：一是银行；一是民众。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伏安在河南看到这样一幕：一个发电厂，得到了银行贷款，项目建成运行后，希望加入一个脱硫脱硝的项目，需增加投入3000万元。根据银行贷款指标，它的授信额度是1.2亿元，如果再增加3000万元就超过指标了。因此，企业砍掉了这个项目。
认识不到这样的“节约”会在长期带来更高成本，是银行认识上的短板。李伏安直言，在一些银行内部，绿色金融常挂在嘴边，但真正到了治理污染项目需要贷款的时候，从信贷员到审批人员、从财务部门到分行行长，首先考虑的往往不是这个项目是不是“绿色的”，而是任务能不能完成、绩效能不能拿到手。李伏安说，绿色金融要从信贷、资金投入环节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然后进行投入上的把关和控制，对非绿色的企业和项目不予贷款和支持，是改善环境的一个重要措施。像环境评估上的惩罚措施一样，金融的压制措施是绿色金融最需要的一块。
银行不仅能使新上项目“绿色化”，更能撬动民间资本运行绿色金融项目。
马骏说，如果机构投资者当中有20%～30%的钱投在绿色项目上，绿色资产的需求一下就提高了，融资成本就会下降。正如如果投资人都想买绿色债券，它的收益率就会下降，融资成本随之下降。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金融领域的一种创新。
马骏介绍，工商银行从去年开始对环境高风险领域中环境因素如何影响信贷风险进行压力测试，对钢铁、水泥、火电等行业中，未来环保政策变化对贷款违约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论是，几年后贷款违约率会升高。因此，工商银行内部形成机制，把更少的资源配置到污染性的行业，把更多资源投入到了绿色行业。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Danny Alexander在就任前，在英国财政部工作。在这期间，英国建立了全世界第一家绿色投资银行，在绿色融资方面，在可再生能源和其他行业方面进行了商业可持续性的投资。
王晓东认为像这样用专门推动绿色金融的团队，去做一些现在银行不愿意做的事情，做一只领头羊，是能够带动商业投资、撬动更多社会资本的行为。
蚂蚁金服集团总裁井贤栋介绍，蚂蚁金服对有绿色信用标签的小微企业、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绿色信贷支持，蚂蚁聚宝理财平台和90多家基金公司合作，绿色环保基金的主题超过80家，为绿色金融投资、资金筹措提供支持。
绿色金融的“天津倡议”
“媒体报道的话，可以用‘绿色金融的天津倡议’！”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海明在主持圆桌讨论过程中，突然对媒体提了个建议。
这是因为在一整天的会议中，专家不仅指出了绿色金融的问题，更开出了药方。张庆介绍，首先是制定统一的标准和定义。目前，还在试点过程中，覆盖还不够全面，不能应付所有的实际情况。
但张庆同时强调，必须坚持高标准推动绿色公司债发展。尽管试点规模十分重要，但还是不能盲目追求规模。“如果放松这个标准，把市场做烂了，再要财政资金给予支持，就很难。”张庆说。
其次是财政给予支持。B20建议中指出，财政激励对促进绿色金融的影响十分明显。长期来看，B20还建议采用一种更系统的方式引入环境和气候变化的风险定价方式。
一些国家已经采取了措施鼓励绿色金融的发展。如美国联邦政府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债券（CREBs）和合格节能债券（QECBs），对地方实体70%的债券利息是通过联邦政府税收抵免或补贴提供给债券持有人。在法国，在对银行流动性覆盖要求法案修正案的讨论中，包括了对银行绿色债券的优惠政策内容。在巴西，风电发电项目的绿色债券投资免缴利息收入所得税。
第三是通过国际合作平台提升机构建设和知识能力。第四是呼吁尽快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碳排放权市场。兴业银行行长陶以平说，目前我国的碳市场试点进入第三年，在7个省市开展的试点合计纳入企事业单位已经超过2000家，年覆盖碳排放配额两亿吨。随着试点的深入，我国碳市场总体日趋成熟，交易规模显著增长。上半年7个试点市场合计成交3000万吨，比2015年同期增长240%。如果环比来看，今年上半年比去年下半年增长89.8%。虽然速度很快。但相比于欧盟碳交易机制等成熟碳市场，市场活跃度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且衍生品交易和碳资产管理服务等碳金融创新还不够。
陶以平建议，在目前7个地区碳排放权试点基础上，尽快推进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市场，并鼓励金融机构参与碳市场交易和做市，提高市场流动性，强化价格发现功能，在此基础上从碳排放权市场向其他排放权市场扩大，形成全序列的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
最后是呼吁打破信息不对称壁垒。马骏说，由于一些绿色企业不披露排放数字，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污水排放等指标不公开，因此资本市场难以判断哪些是“深绿”，哪些是“浅绿”，哪些是“不绿”，哪些是“棕色”。 B20建议让一个或多个国际组织，如OECD、世界银行，为所有绿色项目建立数据库，供投资者使用和分享。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晨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