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的牵挂

    提起自己最心爱的两名学生，杨朝辉用了一个词儿——伤心。

    做钳工教师30年，北京工贸技师学校的杨朝辉当真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们活跃在各大企业，成为中流砥柱，连中南海里工作的钳工都接受过他的培训，实现了“技能培训进中南海”。他在行业中被称为“金牌教练”，曾经多次被国家级技能大赛聘做裁判……

    可就是这样一位顶级钳工教师，现在却留不住自己心爱的学生。

    第十二届振兴杯比赛，杨朝辉作为北京队技术指导陪同队员“参战”，队员里来自航天二院的钳工李道胜，就是杨朝辉的两位爱徒之一。杨朝辉把他当做“接班人”，指望他留在学校，继续培养钳工人才。可是在学校工作了3年，李道胜“熬不住了”，跳槽去了企业。“待遇实在太低，我在北京没法生活”。

    就在振兴比赛在沈阳如火如荼进行时，杨朝辉的另一位爱徒孙凯正在北京昌平忙着自己饭馆的生意。听说老师和小兄弟都惦记着自己，孙凯在电话里笑了，挺开心。

    在杨朝辉口中，孙凯“有悟性”，是个不可多得的钳工人才。李道胜则告诉记者，别人怎么也锉不平的面，到了孙凯手里，就是能锉平。

    的确，孙凯是真喜欢干钳工，“打心眼里喜欢”。“一毕业工作就留在学校当老师，干了十来年。”抱着“既然从事这个就得干到最好”的信念，孙凯刻苦钻研，参加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比赛，也斩获了许多好成绩。他参加第一届振兴杯比赛，获得工具钳工第九名，参加第九届振兴杯比赛，获得机械装配工第六名。

    孙凯曾经以为，自己喜欢的工作，就可以一直干下去。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需要考虑的现实因素越来越多。28岁那年，背负着“养家糊口”压力的孙凯开始“不安分”，“毕竟行业比较低迷，我马上就三十岁了，想法也不一样了。”他说，“当时没想太多，就觉着在学校环境太单纯，我出去折腾折腾吧，不管挣不挣的到钱，怎么说也能增加点儿人生阅历。对待遇各方面失望也是个因素。毕竟三十岁了，需要考虑的事儿多了，不像二十岁的时候出去玩玩聚个餐就行了。”

    于是，他决定“逃离”自己热爱的钳工行业。

    临走前，孙凯到学校和校长、老师们道别，却迟迟没有告诉杨朝辉。“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如今提起来，杨朝辉依然满心遗憾。

    “我们上学那会儿，北京液压机二厂技校大概有1000人，能考上的都是分数很高的。”杨朝辉记得，自己初中毕业那年，市重点录取分数线480分，区重点线427分，而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的录取分数线是451分。在他们那个年代，穿着工作服不丢人，反而觉得是一种荣耀，可是现在，大家下班都赶快换衣服，大街上很难见到穿着工作服的技术工。

    “将来怎么跟我师傅说啊，我接过来就得传下去，可是现在我们那最年轻都42岁了，再往下没人了。”杨朝辉不禁为单位未来的发展而担忧。

    梁伟光是广西机电技师学院老师，和杨朝辉既是同行也是赛友。他和杨朝辉有着同样的担忧。“十年前学校招4000多人，钳工专业占到1000左右。可是今年学校计划招3000多人，钳工只要400人。”他说，“一方面钳工学起来辛苦，培养时间长，基础工种出成绩难，获得直接利益就少，本来学的就少；另一方面，学生学成出去后转行的也多。”

    梁伟光也感受过爱徒“逃离”的伤心。“学生走了之后往往最后一个知道的是老师。”他说，“实际上他们也愿意做下去，但是没有办法，结婚有孩子了，家庭负担很重。私企给股份，工资翻一番，年底有分红，国企嗲与不提高，自然留不住这些人”。

    梁伟光觉得，技术工人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并没有和社会发展同步增长。“工人的社会待遇必须有所提升，否则整个基础行业是很难与很高的提升空间的。”他说，“丹麦首相和丹麦扫大街的工人住隔壁邻居别墅，这说明基础产业的员工收入能和首相住在一起，而且没有社会地位的意识差别”。

    “喜欢这个行当，但没能从事下去，也真是比较遗憾的事儿。”虽然自己改了行，但孙凯仍然通过身边的朋友们关注着钳工行业的发展，有时他也会和李道胜聊聊天。“感觉现在好一点。希望以后能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