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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在一个以“商业航天”为主题的论坛上，人们谈及航天，很可能会说到国家责任、民族担当，但在9月12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现场频频提到“盈利”“低廉”“性价比”等字眼。
这是一种进步。航天，正从“天上”走向人间。
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四院副院长张镝看来，所谓商业航天，是以市场为主导，具有商业盈利模式的航天活动。“别人要是降价了，我可能也会降价”，这并非恶性竞争，而恰恰是市场的力量，可以让一些民营企业乃至整个社会都享受到价格更为低廉的航天产品。
在一些发达国家，尤其在美国，商业航天发展使航天成本大大降低，性价比得到提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副总经理刘石泉在论坛上给出一组数据。
他说，在商业发射市场，“猎鹰－9”火箭已经将商业发射的价格拉低了一个数量级。根据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的报告，同样一枚“猎鹰－9”火箭，由NASA研发至少要13亿美元，而商业公司仅花费了不到4亿美元。
这家商业公司凭借低成本的产品赢得了航天市场青睐，其“猎鹰－9”火箭已获得了未来5年全球38个发射合同，其中除政府的14个合同外，24个都来自国际商业发射市场。2015年5月，这家公司还获得了执行美国军用航天发射任务的资格。
在成本降低的同时，效率明显提高。刘石泉说，首先是研制周期缩短，“猎鹰－9”从设计到首飞，仅用了4年半；其次是技术创新加快，“猎鹰－9”进行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系列试验，陆地和海上平台回收试验均取得成功。他说，商业航天管理机构建立扁平化组织机构，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管理链条。
另外，商业航天对经济的拉动不可小觑。根据美国航天基金会2015年6月发布的《航天报告》，2008～2014年全球航天经济总量增长了33％，达到3300亿美元，其中增长的大部分因素源自商业航天。
刘石泉说，商业航天产业直接带动了卫星、运载火箭制造及发射、通信、导航设备等相关产业发展，未来还将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深入融合，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也是为何当天的与会者，纷纷提到这样一句话——商业航天正在成为航天事业发展的新动力。
张镝说，如果中国大力发展商业航天，或许有一天中国人制造的火箭，其成本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到了一定阶段，中国人还能够享受到相对廉价的太空之旅。这些，也正是他乐于见到航天领域出现竞争的原因所在。
2015年，被称作是中国商业航天发展元年。这一年，商业航天在中国正式破冰起航。
2015年10月，在武汉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董事长高红卫就提到，当前全球航天技术的主流发展阶段，已走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阶段，必然要进入广泛的商业化应用阶段。
不到一年时间，《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实施方案》正式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商业航天论坛的所在地武汉，成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商业航天产业基地。
根据这一方案，预计到2020年，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将打造年产50发运载火箭的生产能力，以及年产40颗100公斤以上、100颗100公斤以下商用卫星的制造能力，力争在2020年产值达到300亿元。
今天，高红卫在论坛的致辞中说，《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实施方案》的批复，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进入到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大闸开启，商业航天发展的历史洪流正奔腾而来。
如今，中国版的SpaceX（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在打造，这家公司就是航天科工在2016年年初注册成立的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在今天的论坛上，刘石泉说，这是国内第一家商业火箭公司，该公司成立仅两个月即签订了首个商业发射服务合同，承担这一航天发射任务的是由航天科工研制的“快舟”火箭。
这并非异军突起，这家新生的商业火箭公司，所采用的技术，大多都来自现有的航天科工系。在此前的2013年和2014年，航天科工已经发射了“快舟一号”和“快舟二号”两颗对地观测试验卫星，开创了我国用固体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卫星的先河，被认为大大缩短了火箭发射准备时间，为商业发射提供了技术支撑。
当天，刘石泉还透露，航天科工将于2016年年底进行首次商业发射服务，而具有更大运载能力的“快舟十一号”运载火箭也计划于2017年进行发射。
本报武汉9月1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