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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来北京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英国人Frank Hersey换的工作却不下10份。
车库里的自行车管理员、陕西面馆里的拉面师傅、骑电瓶车的快递员、戴着红袖章的小区志愿者……他选择工作的标准，不是工资也不看发展前途，专挑在他老家伦敦体验不到的。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何文旭。
何文旭“换工作”的频率在朋友中无人能及：一份工作最长一星期，最短两小时。无需忍受工作的机械和重复，只要享受每份工作的那股子新鲜劲儿。
去年，何文旭所供职的英文杂志打算开设一个名为“Inside Job”的专栏，内容是介绍北京的各种职业，可“单纯写中国文化太枯燥了，担心没人看”。编辑部商量后决定让何文旭投身于各行各业，“更了解他们，文章才能写得更加好玩”。
并非每份工作都能很快上手，为此何文旭没少受挫。一个快递员一天可以送100件物品，他只能送6件；画京剧脸谱，他和师傅一人画半张脸，最后给模特画成了“阴阳脸”；去学炒皮皮虾，一番努力之后，只能将一堆冰冷、灰色的“尸体”装盘。
去年冬天，30岁出头的他在天坛公园假扮成“相亲爸爸”，给20多岁的杂志社摄影师相亲，结果自己反成了相亲“主人公”。
“这里的姑娘的条件都比我好多了”。他发现征婚的姑娘绝大多数年龄在30岁~34岁，大爷大妈都把孩子的照片放在钱夹里，“只给那些信任的人看”。因为怕被发现后遭到阻止，他们大多是在孩子不知情的情况下出来征婚。
起初，何文旭准备的是一叠写着征婚条件为“心肠好、年轻、一般好看”的征婚海报。而天坛公园的大叔大妈向他“轰炸”的问题却是，“户口在哪儿、有房贷吗、收入怎么样、爸妈干啥”等。
“如果在英国的父母也开始为我相亲，我想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觉得我太寂寞了。”关于结婚为什么有这么多经济考量这个问题，何文旭抓了抓脑袋，感到疑惑。
在北京干过的行当越来越多，这个来自英国的年轻人发现，工作中超出理解的事情还不少。
拉面店里的师傅为什么要挤在集体宿舍住，还要一起上下班？中国的社区为什么有那么多志愿者，回报却只有洗衣粉和毛巾？爱心捐赠的物品里面为什么会出现扩胸器这种不能满足现实需求的东西？
而最让他接受不了的工作是在地下车库做管理员。
在某个大厦地下一层的车库里，人高马大的何文旭穿着鲜艳的荧光色外套，略显呆滞地坐在用木板拼起来的小马扎上，无事可干。
因为周边都有监控，除了整理，他只要坐在各色油漆斑驳的自行车中就好。
“伦敦没有自行车管理员这个工作，马路边就有无人自行车可以租，30分钟内归还免费，私人自行车就锁在路边固定的地方。”何文旭回忆起家乡。
他的“领导”是一位来北京打工的河南大姐。可能许久没见过新人，大姐的交流欲一下子被点燃了，还拿出了平时用来解闷的收音机，给这个英国小伙子讲起豫剧来。
大姐月工资1200元，每天只需整理自行车就行了，车库里头的房间有张桌子能够睡觉。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份在大厦兼职煮饭的活儿。
“这份‘没有工作的工作’意义在哪儿，只是为养活一个人吗？”更让他不解的是，大姐对这份工作挺满足，义务承担起打扫车库的工作。
好在何文旭学会了先搁置问题。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可能不太理解，我并不惊讶。”
实际上，何文旭对中国并不陌生。早在15年前，他就以东方学专业留学生的身份，交换到广西桂林，寄宿在当地的一名退休人员的家中。
“那时，中国有很穷的地方……路上也没有现在这多车，感觉人们在努力工作买小车，但现在好像买车变得容易很多。”
何文旭去过“最有钱”的江浙沪都市，也造访过“最没有钱”的广西乡村。行走的路上，他会拿出资料里的图片，和眼前的场景作个比照。
他觉得中文教科书里“漂亮的古老建筑”似乎有些过于美好，“和实在的中国不一样”。
曾有朋友告诉他：中国的年轻人不太好相处，有的很任性，工作说不干就不干，打个电话就算辞职。
一次，何文旭在一家创业公司体验电话客服。公司的年轻人时常加班到夜里9点多，下班后还和他一起玩滑板。他发现朋友的印象也未必靠谱，“可能还得看他们的父母有多少钱。”何文旭耸了耸肩，认为有些误解在所难免。
有中国朋友问何文旭：伦敦人工作时，还喝不喝下午茶？何文旭马上回应道：这个问题就像我的西班牙朋友问我，伦敦还有没有雾。他觉得北京的工作节奏慢于伦敦，也搞不明白很多中国人吃完午饭后习惯睡觉，而不是继续工作。
可在“是否愿意在体验过的工作中选一个，体验半年或更长时”这个问题，何文旭陷入了长达13秒钟的沉默后说：至少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
“我可以自己在家，花上几个小时，慢慢地享受做面条的过程，但当我看见20个人排着队等我做，我肯定受不了。”何文旭用他带着伦敦口音的中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