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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所有资源都会从高制度成本区域流向低制度成本区域，这是大势所趋。由此，不难想象，这轮竞争过后有些区域将彻底沦落为创新的荒漠地带，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的种子永远都是生长在文化高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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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新，抛开那些宏大叙事不谈，仅就创新个体与小环境建设的关系而言，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需要梳理一下长期被各种观点纷争所混淆的关于创新的长程因果链条，以此，确立关于创新发生的明确因果关系。
产生创新的明确因果关系
创新之所以稀缺，是因为任何创新的实现都是需要基础支撑条件的。当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创新是无法实现的。我们前些年曾提出一个五要素基础支撑条件框架模型，其中前三项被称作硬性基础支撑条件（制度、经济与人力），后两项被称作软性基础支撑条件（文化与舆论），能够实现创新的最小基础支撑条件是“2+1”模式，即满足两项硬性基础支撑条件以及一项软性基础支撑条件。
这个“2+1”模式有六种变体，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条件选择创新路径。基于这种分析，再来看看创新过程背后的因果关系，据我们前期的研究显示：当地的政策环境、经济情况，直接制约当地的文化状况，而文化状况则形塑了当地人们的认知结构，人的认知结构以认知图式的方式影响人的思维与行动，因此，一个人的认知结构直接决定了其创新的潜力，在这个四阶因果链条上，可以清晰发现，创新的涌现只是众多上游原因导致的结果而已，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阻碍创新的实现。如果这个推论正确的话，那么，寻找培植青年创新活力的路径也就随之明确了。
我们曾用两年时间研究全国连续5年（2009～2013）的创新成本排行榜，得出的结论非常明确：大凡创新成本低的地区，也是创新活力比较强的地区。根据对创新成本构成的分解，又可以进一步发现：导致创新成本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成本比较低，而制度成本比较低可以简单理解为，当地市场经济发展较为充分，自由与公平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契约精神具有更高的接受度与践行度。
而且，由于制度成本比较低，行政干预相对较少，而且较为规范，这间接为创新留下了更大的利润空间，这种态势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当地的包容性文化，而这种文化的流行带来的福祉让当地所有人都受益，整个变化轨迹符合帕累托最优的变迁模式。
随着这种文化的扩散又进一步降低制度成本，从而推动市场经济日趋活跃，这种良性循环的局面会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形塑人们的认知结构。一旦新认知结构形成就会影响人的行为，因而，创新的出现也就是这一系列变化的自然结果。
反之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创新成本高的地区，也大多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区域，那里的制度成本严重偏高，蔑视规则，唯行政命令马首是瞻，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所需要的条件无法生根与立足，从而导致市场经济得不到充分发展，久而久之，这种情况造就了当地文化的封闭僵化特性，而这种退化的文化形塑了当地人的认知结构，而这种退化的认知结构注定带来退化的行动纲领，由此也就无法形成创新。
创新的文化环境至关重要
在上述创新与环境条件之间的因果链条中，我们预设了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即创新是由人头脑中的认知图式把接触到的外界信息作为输入，经过转换作为输出而带来的结果。
那么，这里就会产生两种情况：其一，一个行动者如果在某种文化氛围下形成一种认知结构P1，其产出的创新结果比在另一种文化下形成的认知结构P2产出更多的创新成果，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前一种认知结构P1比后一种认知结构P2更可取，那么往上追溯，导致第一种认知结构的文化就比造就第二种认知结构的文化更为可取。
基于此，我们就可以把前一种纲领P1称作进步纲领，反之，则把表现欠佳的纲领P2称作退化纲领。同样的人由于拥有不同的认知纲领，导致创新表现呈现出泾渭分明的差别，我们有理由判断造成两种认知纲领差异的文化是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的。
这种情况从世界范围到区域之间屡见不鲜，从国家层面来看，比如韩国的民众就明显比朝鲜的民众具有更高的创新能力和热情，而两国在资源禀赋以及民众的生理差别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能是：韩国的文化环境比朝鲜的文化环境更适合于创新，因而，韩国文化塑造的认知图式是进步的，而朝鲜文化所塑造的认知图式则是退化的，由此也可以解释世界各地之所以在创新表现上呈现出如此巨大差异的深层原因所在。
仅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东部和中西部在创新能力和热情上所表现出来的差距，同样可以用这个道理来解释。无数研究早已证明：创新是自由之树上结出的果实。这个普遍性现象的意义在于为我们指明了：培育创新的文化环境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至此，我们大体可以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改革路径：加强创新文化建设，以此形塑当地民众的认知结构，而一旦认知结构形成，一种新的认知图式自然会涌现，此时，自由的环境、公平的交易原则以及对于契约精神的捍卫将成为支撑创新的标准配置，自负的计划模式将被竞争的市场模式所替代，而竞争是创新的最大外部驱动力量。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一旦这种新的文化被认可与接受，就会形成对退化纲领的拒斥与抵制，从而出现倒逼制度成本降低的趋势，这种变革会为创新要素的集聚预留更大的生存空间。
降低制度成本是最大的创新环境建设
文化的变革历来都是缓慢与艰难的，但在公众偏好与认同有达成一致基础的时候，变革已经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性。这里遇到的最大思想障碍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物质决定意识”，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懒政思维模式：张口闭口基础不好，因而无法有所作为。这几乎成了一种万能理由。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好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各地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基本上已经能够解决最基本的生存要求，此时需求升级是人们的一种普遍共性偏好，对此，全社会有充分的共识。
道理很简单，只要想想普通中国家庭的策略安排：不论家里经济多么拮据，也一定要让孩子读书，这种投资结构转向的意义深远，一旦这个孩子将来读书有出息了，那么，整个家庭的状况会有根本性的好转。对于各级地方政府而言，也是这个道理。经济的匮乏也许是短暂的，但是文化的贫穷才是长久的贫穷。还有一个问题也是需要加以警惕的，毕竟现代意义上的创新是基于市场与工业文明而来的产物，开错药方是要延误病情的。
大体来说，改变当地文化的路径有两条：首先，加大本地投资与培养力度；其次，通过制度安排，吸引外地人才的流入。借助外部智力资源永远是最便捷的路径之一。
那么，如何才能吸引外来人才呢？只要看看人们移民选择的落脚点，不难发现：那些被选之地大多具有如下特征：完善的市场环境、法制的有效运行、公平以及遵守契约精神，以及随之而来的低制度成本。这不是什么秘密，只要管理者具备一份改革勇气与担当，大胆学习与调适即可，更为重要的是，降低制度成本本身就是最大的创新环境建设内容之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所有资源都会从高制度成本区域流向低制度成本区域，这是大势所趋。由此，不难想象，这轮竞争过后有些区域将彻底沦落为创新的荒漠地带，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的种子永远都是生长在文化高地上的。
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