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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婉莹名片上的头衔换了又换，但她始终认定自己是个记者。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她的记者生涯持续了23年。这份职业曾让她站上无数个国际领奖台和演讲台，也曾差点把她送上枪口和监狱。
即使1998年告别记者生涯，陈婉莹依然没有离开新闻。她回到香港，创办了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在2003年受李嘉诚基金会邀请，创办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
看起来，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改变她的新闻生涯，除了年龄。8月的最后一天，陈婉莹正式从掌管了17年的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退休。
香港大学规定的退休年龄是60岁，可以延长到65岁，但是在正式退休的这天，她已经将近70岁了。
很难想象，这个反应迅速、行动敏捷的“小个老太”已经年近古稀。一头利落的短发，长度从来没有超过耳朵。不足一米六的个头，却暗含着巨大的能量与活力。
即便在退休当天，她手上依然有忙不完的工作，连头发都没时间打理，乱糟糟的一丛。直到退休典礼开始前的2个小时，她才被从国外特地赶回的前助理强行拖去理发。
风风火火的行事风格让她赢得了一个外号——“飓风莹”。前些年最忙碌的时候，她同时顶着十几个头衔，整日往返于美国、香港和内地，高声喊着自己是“飞行军”。
近几年，她的头衔渐渐少了。而让周围人惊异的是，她的“风力”非但丝毫未减，反而与日俱增。
在跟她合作了十几年的媒体人钱钢看来，陈婉莹的世界“永远没有时差”，总是一下飞机就能马上开会、演讲。学生经常在凌晨2点或者5点收到她的邮件。而不管是走路还是聊天，她的步子也总会甩开年轻人一大截。
她的退休典礼这天，港大的陆佑堂一下子涌进了300多人。这座孙中山曾经发表过演讲的百年礼堂，坐满了从北京、新加坡、加拿大、华盛顿等地特地赶来参加活动的学子。陈婉莹把他们送出去，又把他们等回来。
活动结束后，一位学生给陈婉莹留言，关于她退休的报道在他的朋友圈“至少出现了50次”，转发者中还有很多人没上过她的课，甚至是其他学院的。
对此，陈婉莹只回复了两个“尴尬”的表情，诚惶诚恐的脸上憋得通红。“我很感动，但也明白这不是为我，而是大家对新闻的庆祝。”
每次提及过去，她总是摆摆手，“哎呀，这些事都太久远了”。她的视线永远停留在当下和未来。退休已经半个多月，陈婉莹依旧忙碌。参加会议、发表演讲、整理书稿。这股呼啸了已近半个世纪的“飓风”，依旧没有要减弱的迹象，反而愈加猛烈。
二十多年前的大洋彼岸，是“风力”开始积聚的地方。1993年的6月，时任《纽约每日新闻》记者的陈婉莹突然在深夜接到线人的电话，向她透露了满载华人非法移民的“黄金冒险号”触礁的消息。她当即跳上车，成了当天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记者。
大西洋冰冷的海水至今还会漫过她的记忆。当时约定前去接头的人没及时赶到，船上的人只能强行闯关。她眼看着二三百个偷渡客不断地往海里跳。有的正游往海滩，有的在海浪中挣扎，10人当场溺毙。
这个系列报道让她赢得了当年的乔治·波克杰出新闻奖。
其实，早在事发的3年前，她就一直在追踪报道华人移民的境况，多次从纽约前往福州、曼谷，一步步逼近真相。为了寻找报道中的主人公，她曾经一户一户地去敲门，也曾在唐人街一家餐馆观察整整一周，从早上5点30分一直坐到晚上10点。把华人非法移民为了向“蛇头”还债，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女的要被迫卖淫，男的加入帮会的境况源源不断地披露出来。
真相也几乎为她惹来杀身之祸。当时的“大蛇头”郑翠萍下令悬赏3万美金追杀她。报社为她配备了全天候保镖，8天后才撤除。
几年后，被追杀的阴影尚未完全摆脱，一篇《台湾卷入美大选政治献金疑案》的报道又让陈婉莹官司缠身。1996年，她与一家媒体合作，曝光国民党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泰英向比尔·克林顿竞选连任美国总统献金1500万美元。报道一经发出，就像一枚重磅炸弹，迅速在全球引起轰动，台湾当局陷入十分难堪的境地。随后，以发布不实报道为由，陈婉莹被起诉诽谤。
她从没害怕过，只是觉得“好烦”。她身在美国，只能在网上贴出公开信以求声援，并联合美国各大律师、记者向台湾司法院呈送意见书。出庭时她表示，“我将一直斗到底”。
一周后判决下达，她赢了。后来有媒体问及陈婉莹当时的心境，她淡淡地说：“大不了以后不去台湾。”
前央视新闻中心制片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庄永志听说这些“传奇”之后，满脑子想的都是“这老太太，真牛！”在他看来，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记者应该有的样子”。
20多年后的今天，当陈婉莹再次回忆起这段记者生涯时，依旧毫无惧色。“我没有害怕，也称不上勇敢。因为做新闻就是这样。我的工作就是这样。”
很少有什么障碍，能够挡在“飓风莹”前进的路上。有媒体报道，2002年陈婉莹第一次到汕头大学就职的时候，发现新闻系20个老师很少有人有新闻从业经验，他们的孩子在办公室来回跑动，办公室里还放着做饭的厨具。而新闻系竟然挂着3块招牌：校宣传部、电教中心、新闻系。“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前两块牌子送走，将不合适的人员剥离出来。”
随后，她利用自己的资源，邀请美国、马来西亚，以及台湾、香港地区新闻业界有实践经验的人前来授课，并且成立了国内高校首个融合媒体实验室。同时，她也推动外教带领学生到国外新闻一线进行采访。
汕大的毕业生徐锐锋回忆，在学院成立第一年的迎新大会上，陈婉莹每介绍一位新闻学院的老师，台下就是一片“哇”声。最令人瞩目的是“两个彼得”，前美国CBS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制片人彼得·赫尔福德教融合媒体课程，曾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彼得·阿奈特教英语新闻写作。就连教英语口语的老师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
“当时就觉得赚到了。”徐锐锋说。会议结束之前，陈婉莹向大家开放提问，有位同学问“怎么转专业”，全场哄然大笑。陈婉莹站在台上无言以对，笑着说“其实你很幸运”。那位同学，现在已经是一名资深记者。
在陈婉莹的安排下，2007年，彼得·阿奈特带领他们到非洲加纳和乌干达采访，第二年又去了越南。同年，汕大学生赴美进行了2个月的美国大选报道，在前方发回了大量报道，包括文字、照片和视频。
起初，她以为自己回国最多“待两三年”。但是18年过去了，她依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她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世界希望了解中国大陆、香港和亚洲正在发生什么。我们应该告诉他们。”
除了向世界发声，“飓风莹”也裹挟着国际的声音，将它们源源不断地吹向香港和内地。她曾多次主持“国际调查报道研讨会”“纪实报道国际电视节”“亚洲深度报道大会”等国际性会议和活动。曾经参加过“国际调查报道研讨会”的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前制片人张洁回忆，那次会议是全世界东西方调查记者的第一次盛会，很多普利策奖的获得者以前“只在书上见到过”。
“她就像一座新闻业界的桥梁，这种建立在新闻专业主义之上的交流，支持的不是新闻教育，而是新闻业本身。”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天定说。
前些年，陈婉莹经常利用出差的机会到北京，见见老朋友。那时，只要收到一条写着“冬夜，薄酒，新闻路上的朋友”的短信，大家就会自发聚在一起，畅聊至深夜。每次聚首，总有人抒发理想，或倾吐苦闷。但是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她垂头丧气”，甚至“没见过她疲惫的样子”，只记得她常挂在嘴边的“没问题”“会好的”“永远不要说NO”。
在同时代的新闻人纷纷“老气横秋、刀枪入库”的时候，陈婉莹依然盘旋在浪潮的最前端。在媒体人谢湘印象中，陈婉莹总是在“不断学习，热情地拥抱时代”，年近70岁，演讲主题却总是带有“数字化时代”“媒体创新”“技术革命”等关键词。她对新技术的敏感，甚至远远超出了许多年轻人。她曾经的助理李梓新回忆，早在80年代，她就买了一台苹果电脑，在微信只有几个公众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关注。徐锐锋对陈婉莹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她天天捧着一台索尼掌上电脑，一边走路一边打字，那是2003年。
但也有她一直学不会的东西。
她性格率真，说话从不懂得暗藏“潜台词”。回复邮件不多寒暄，永远简明扼要。对于学生，她也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而面对权力，更是毫不隐晦地说出看法。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周海燕回忆起陈婉莹，说她“说话很温和，但一旦开始提问，就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2013年，香港大学现任校长马斐森获任之前，陈婉莹曾在博客中公开质疑其是否为合适人选：“如果一名来自只有43万人口的英国布里斯托的医学教授，空降香港以捍卫我们的自由，那真是一大笑话。”
“一朝记者，一世记者。”这句话常挂在陈婉莹嘴边。这些年，她曾经不止一次想回到新闻一线，把那些没人触碰的好故事一个个写出来。她从来不穿高跟鞋，办公室常年放着一个双肩包，随时准备出发。
她相信媒体人卢跃刚说的：“最后能救我们的不是权力，而是事实。我们最后的退路，最大的余地，也是事实。”在陈婉莹看来，那是“做记者的最高境界，对事实的虔敬，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派”。在学生送她的退休纪念海报上，用英文醒目地印着：对权力说真话。
“我常说她像孙悟空，不畏惧任何权威。又像是永动机，时刻蕴含着强大的能量。”媒体人翟明磊说。“一个人可以播下许多火种。永远对权力说真话。站在蛋的这边去推墙。”
退休后，她身边没了助理，比以前更忙。依然要同时处理几十堆文件，依然保持着每天三四个小时的“间歇式睡眠”。她经常半夜爬起来，接着回复还在不断增加的上万封未读邮件，甚至“没有时间孤独”。
十几年前见过她的人，如今再见，觉得“依然是老样子”。时间仿佛已经将她遗忘。只有风呼啸而过。
“新闻从业者不是信徒，而是永远的旅人。”退休对于她，不是告别，是新的开始。没有人知道这股“飓风”下一站将会席卷哪里，包括她自己。
她只知道，自己会永远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好奇新鲜，更好奇真相。
“这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吗？”她认真地反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