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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珠的工作，让她有了很多“孩子”，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她67岁那年亲手捧起的那一个。
在被记者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产房里，张丽珠亲手迎接了婴儿的出生。她看了看外表正常，没有兔唇，还是不放心，又在身上摸了一会儿，才终于露出笑容。张丽珠眯着眼睛，满脸爱意怀抱孩子的那一瞬间定格成为她最广为流传的照片。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作为北医三院妇产科的医生，张丽珠几乎和孩子的妈妈一起参与了生命的孕育。
从那时到现在，没有人能够确切统计出张丽珠参与创造了多少生命。9月2日，这个被称为“中国大陆试管婴儿之母”的女性去世，当年的试管婴儿大都出现在了追悼会现场。其中，就包括第一例试管婴儿郑萌珠。这个女孩儿说，她名字里的“珠”，就是为了纪念赋予她生命的张丽珠。
但是，1984年张丽珠开始主持研究工作时，并不是所有人看好她的工作，思想保守的人很排斥这种非自然的孕育方式。那个时代，大家都将贫穷和落后归因于人口多，也不接受花那么大的代价在研究如何多生孩子上。
有人直接责问张丽珠，“中国那么多人，你为什么还要搞试管婴儿？你这不是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着干吗！”她赶紧去翻了翻计生政策，看到“少生、优生，要帮助不育的人怀孕”，心里才踏实。
张丽珠理解没有孩子人的痛苦。医院体外受精实验成功的消息见报后，每天都能收到十几封信，都是在诉说无法生育的痛苦和自卑，她们中很多婆媳不和，婚姻破裂。
郑萌珠的母亲郑桂珍，直到38岁才告别这种痛苦。那时，她已经结婚20年，为了怀孕，中药西药土方都试过。
偶然从广播听到北京在进行生殖相关实验时，她根本不懂广播里说的是什么，甚至不知道下了火车应该去哪家医院。但郑桂珍马上拉着丈夫，揣着300块钱就坐上了火车。因为晕车严重，郑桂珍在火车上不能吃喝。从甘肃天水山区的一个小镇到北京，夫妻俩足足颠簸了三天。
那时，试管婴儿这项技术，也还弱不禁风，需要张丽珠尽心呵护。尽管早在1978年，世界首例试管婴儿就已经在英国降生，但在中国，国外专家到广州和上海进行的十几次尝试都失败了。
为了摸索取卵时间，张丽珠和同事们连续几个月，全天候对病人进行观察和记录，看卵泡长大到什么程度，内膜如何。很多时候观察到了排卵信号，就必须在凌晨做手术，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得待命。见过无数大风大浪的张丽珠也忍不住感慨，“太辛苦了”。
其实学医本非张丽珠的志愿，她本来怀着航空救国的想法考入了当时唯一设有航空工程学系的中央大学。但父亲1938年突然因病去世，使她感到医生的必要，立志治病救人。
1951年，在国外留学的她和华罗庚等科学家同乘“将军号”海轮回国，张丽珠参与建立了北医三院，创立了医院的妇产科，见证了生殖医学中心从原来只有50平方米、两间小屋大小的试管婴儿室发展成了今天2500平方米独栋楼的规模。
试管婴儿项目刚开始，研究小组就挤在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实验空间，连显微镜也没有，很多仪器、器皿都是张丽珠出国交流时买回来的，严重匮乏。没有恒温箱，就把试管放到保温瓶里，从五楼下到一楼，再一路小跑穿过操场，送到解剖楼的二层。买不到培养液，只能自己在实验室摸索配制。
取卵用的穿刺针本该是一次性的，却不得不反复使用，难免变钝，张丽珠为了让针头“恢复原样”，找到钟表匠磨针头。在同事眼里，张丽珠“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即使是刚到北京时，张丽珠人生地不熟，也是什么事都冲在最前面。很多人怕担责任，总要等她来做手术最关键的部分。不管是大出血还是别的什么疑难杂症，她都敢动手做。“文革”下放农村时，面对难产的母猪她也毫无惧色。
做出了大陆首个试管婴儿，老太太没有功成身退。到了1989年底，她又在原有基础上开创出了B超下一根针取卵，使临床妊娠率从早期的6.4％上升至32％，活婴率达到20％，一下子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6岁那年，张丽珠终于“名义上”退休了。可她还坚持出门诊，直到80多岁，周末都不休息。她每天很早就来到医院，遇到雨雪天气，科室就会让年轻人赶到她家，搀扶她坐班车。
她总会随身带着论文、书稿和期刊。很多人想方设法只为求得她的一张专家号，学生们会从各地打来电话来请教妇产科的问题，办公桌上的信件更是堆满又清理了无数次，永远都回复不完。在助手的眼中，她从技术的权威性，到个人的体力、工作的热情，“一点没觉得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人”。
徒弟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严厉。每次张丽珠查房，护士和医师都会特别紧张，因为她无法忍受医生手拿病例照本宣科。曾有人忍不住给她写信，“您的严格有时还真让人受不了。”
只有在工作之外，这个孕育了许多生命的“母亲”，才会显出慈母的模样。她的研究生刘平剖腹产时，张丽珠早早地就坐到手术室，看到手术过程中的疏漏之处，会不留情面地批评。刘平的儿子骨折住院，张丽珠和丈夫一声招呼也不打就来看望。
张丽珠常常被自己诊疗过或是接生的人认出，激动地握手、鞠躬，节假日家里也总会有人拜访。很多人亲切地喊她妈妈或是奶奶，并在她的影响下进入了医疗行业，唯有亲生儿女有些怨言。儿子出生满月后张丽珠就去上班了，女儿也没能吃上一口母乳。女儿曾有一篇作文获奖，题目是《妈妈晚上又被叫出去抢救病人》。想起这些，张丽珠总会感慨自己母亲当得不像样，遗憾“没享受到许多天伦之乐”。
但是，张丽珠并没有后悔，直到80多岁，她还记得自己做实习大夫时，在深夜被人叫醒。从宿舍到抢救室，她一路小跑，穿过了好几个庭院，伸手不见五指，也顾不上害怕。
在她晚年写的集子《我的医教人生》中，她写道：“我初步意识到一个医生的一生，没有一时一刻能脱离自己的医疗工作。不论日夜，随叫随到，不能有半点疏忽。当一个医生面对病人时，实际上他正面对整个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