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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城市与草原，比如游牧文化与现代文明，再比如族裔文化与世界大同等，发现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契合点，并把它们写出来”。在刚刚出版的藏地文典里，作家、翻译家龙仁青通过作品试图寻找的就是这种“微妙的存在”。
龙仁青出生在青藏高原一个牧民家庭，“我庆幸我在这样一个地区，这样一个家庭长大，这使得我似乎生来就有一种人文情怀和人类视角，或许，这便是促使我去写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无论你的根在哪儿，都应该对自己生活的那片土地饱含热情”
“草原生活对我来说的确是一笔财富。草原、牛羊、蓝天、白云，是我有关童年的所有记忆。”龙仁青的作品总是与故乡、心灵紧密相连，他曾在《文学：故乡的赞美诗》这篇文章里谈到了故乡与文学的关系，他把故乡描述成“被美丽和梦幻围拢着的草原”。龙仁青认为，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故乡的赞美，“我深信，离开了故乡的写作，一如空中楼阁，那是无以为继的”。
1967年，龙仁青出生在青海铁卜加草原，父母是从青海河湟农业区讨生计来到这里的，父亲是汉族，母亲则来自在清末民初便已经基本汉化了的藏族家庭，他的名字体现了家庭构成——龙是父亲的姓氏，仁青则是藏族名字，意思是宝贝。他一直在双语教学的环境下成长和学习，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考入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校，在那里遇到了来校任教的藏族作家端智嘉，从此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无论你的根在哪儿，都应该对自己生活的那片土地饱含热情。”在龙仁青看来，无论是忙碌于田野中的农夫，还是游牧于草原上的牧人，他们对故乡的认知是真切而具体的，他相信，土地以及土地上令我们的生命生长、延续的一切事物，都是故乡的同义词，而文学，就是写给故乡的赞美诗。
自幼接受的汉藏双语教育，以及在青海海南民族师范学校藏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让龙仁青游刃有余地奔跑在汉藏双语创作中。民族文化和边地环境，是龙仁青最初的文化记忆，他早期的小说作品，大都描写的是单纯的草原上的藏民族生活，广袤的青海湖和草原赋予他的作品简单清澈、和煦温暖的风格，细细品味下，也有一丝愁绪忧伤，那就是在工业时代来临下，对草原原初的传统遭到破坏的担忧和无奈。
《光荣的草原》里的白蹄马和摩托车，《情歌手》中的草原歌手和录音机，《奥运消息》里被草原男孩拾到的望远镜，现代与传统的矛盾在龙仁青的小说里随处可见……“关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到达草原上，给这里的人造成不适心态的作品，我写得比较多。”从对青海湖湟鱼的滥捕，到草原被变为耕地，再到被旅游粗鄙化了的草原文化等，龙仁青说，他想探寻的是在草原文化被异化的背景下，草原民族真正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
2012年，龙仁青从省电视台调入省文联，成了一名职业写作者，但从内心里依然“业余”着，他坚信，写作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业余的，而生活才是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需要面对的，写作只是对生活的所感所想所得的点滴记录。因此，他并没有进入许多作家坐禅、修行一般的写作状态，很多时候会出去行走，在自己居住的这座城市的周边，或者是跨省进入另外一个地方。
“信息时代，快节奏的生活使得人们越来越浮躁，城市更是一个追求速度的所在，马路、天桥、汽车、电梯，无不是速度的产物。对速度的追求，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对细节的不在乎——文字急速地向着他所希望的结尾直奔而去，一如一个赶路的人。”面对现代的速度，龙仁青却愿意放慢脚步，他经常用大量的笔墨篇幅写自然景物和风情风物，山河、草原、花草、帐篷，都是他小说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了细节描写的精准，龙仁青这几年还因地制宜研究起了青藏高原的花草和鸟，并且颇有成果，他甚至为作家阿来解开了一直没有答案的“格桑花之谜”：阿来发现不同的地方格桑花有不同的“版本”，有些地方，格桑花是黄色的垂头菊；有些地方，是某种高山杜鹃；也有人把高海拔之上的金露梅，甚至把传入青藏高原不过百年的波斯菊也叫作格桑花。龙仁青告诉他，藏语中“格桑”是幸福的意思，在这个祈愿盛行的语境中，也是祈求或祝福之意，可以并不特指某种植物。
龙仁青说，追求慢的生活态度，表现在自己的作品里，可能就是对细节的在意，也就是大家看到的细腻；粗犷可能来自一个草原人的内心，是在草原的广大无边、风霜与寒冷锻造下的一种心境的自然呈现，是游牧文化浸润下的牧人心态，“如何调和这两种不同的情感方式，我几乎从未有过考虑，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一种自然状态吧”。
“在两种文化间的穿越，可能是吸引我不断进行这项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拉萨的八廓街头，捡到了木德佛珠，莫非这人群之中，就走着仓央嘉措……这是《仓央嘉措诗歌地理》一书封面上引用的康巴民歌。该书2011年9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收录了龙仁青翻译的仓央嘉措诗歌124首，它是目前流传的译本中最忠实于原文的译本。龙仁青很早就开始关注仓央嘉措的诗歌了，2005年，根据手头所掌握的有限资料，书写了一本小册子《仓央嘉措秘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那应该是图书市场上最早的仓央嘉措图书之一。
“仓央嘉措的诗歌，藏文典籍中称为‘古鲁’，意即可以咏诵的宗教唱词。从内容上看，其中蕴含着对男女情爱的赞美，表现出对故乡的深深眷念。爱情、故乡和信仰，互相纠缠在仓央嘉措的诗歌意象之中，成就了他诗歌的生命和意义。”和仓央嘉措诗歌的初次相遇，龙仁青就被干净、简约的表述深深吸引了。“那些直白得一如出自质朴的牧民之口的语言，表达着诗人内心极端的纠结，使得书写着他诗歌的那些纸页，似乎浸泡在一种心绪之中，散发着一种隐忍的、悲苦的光泽。”龙仁青说，由于认知局限和个人好恶，大多数翻译者都没有考虑宗教、政治等当时的社会因素，去挖掘作者的人文背景，更没人下功夫了解、研究藏传佛教和藏族传统文化。他们把仓央嘉措想象成一个浪迹江湖的情郎，以此去翻译、改编仓央嘉措的诗歌，这使得仓央嘉措及其诗歌不断地被改头换面，成为时尚文化快餐。
“翻译工作的魅力是穿越，在两种文化间的穿越，可能是吸引我不断进行这项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年的双语写作，使龙仁青能够将来自两种文字阅读和写作的经验互换，让来自一种文字的发现或感悟在另一种文字中有所体现，比如，藏文的遣词造句和叙述方式，有着它自己的一种独特的美，这种美，也可以尝试在汉语写作中试图呈现。在龙仁青看来，自由穿梭于两种语言文字之间，隐身、消遁在一种语言文字中，又在另一种语言文字中复原、出现，这样的享受，有时候似乎超过了文学创作，“更多的时候，翻译是在试图寻找一种途径，寻找一种如何接近原文，使原文以另一种文字得到更好呈现的途径”。
近年来，龙仁青搜集、整理、翻译了一些藏族情歌——拉伊，这是流传在藏族安多地区的一种民歌，抒情却又直白，极富生活气息，“开始面对这些优美的民歌时，感到几乎无从下手，但慢慢地，我找到了一种途径，并顺着这种途径，抵达了民歌原意的近处。这个过程，很像是面对一个体系繁杂的玩具，拆解之后，再进行组装，最终让它以另一种外形呈现”。
汉语和藏语到底哪个才是自己的母语，如今对龙仁青来说已经越来越难以区分了，他说，翻译是自己的宿命，也是自己的使命，而在汉藏两种文化之间充当使者，也是自己无可推卸的分内事。
“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热爱无可厚非，但对于小说创作而言，一定不要让民俗成为点缀其中的花絮。”面对两种语言和文化，龙仁青更愿意把自己看作一个中立者，“文化在文学作品中，那一定是‘化’进去的，不能跳出作品叙事之外去表现文化，并且必须是有所克制的、隐忍的、合情合理的、不留痕迹的。过于渲染民俗，势必会导致阅读上的障碍和隔断，影响作品在其他民族地区的传播。”
“就创作而言，我始终感谢生活对我的特别赐赠”
在一篇小说里，龙仁青写到了一个城市里集贸市场的场景：身穿一袭褐红色僧衣的喇嘛，手上正在把玩一部手机，而他的一侧，一个穿着时尚的红衣女郎正在与商贩讨价还价，准备买一坨刚刚上市的来自日月山以西的草原牧场上的金黄酥油。而这种当下与传统混搭的情景，在西宁的大街上，不是刻意的夸张，而是每天所见。
“单单在西宁就有34个民族之多，有的民族在西宁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0万人。在青海，单位的几个同事一起吃顿饭，首先就要考虑不同民族间的习俗、信仰、禁忌等问题。”在龙仁青的描述里，青海是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地方，从生产方式说，这里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结合部，从族群、宗教文化说，这里也是汉文化、藏文化、伊斯兰文化等众多文化驳杂交汇的地方。
“面对这样一个文化背景，青海作家的写作往往更加艰难——比如，青海周边的几个省区，比如说西藏，只要写好藏族题材的文学作品就可以了，在宁夏的去写好回族生活，在甘肃和陕西的去写好农耕文化，也就可以了，大多是在一种单一文化背景下的写作。可是，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青海写什么？”龙仁青说，在青海，基于单一文化背景下的写作，已经无力去呈现和反映青海的景貌，甚至会陷入文化中心主义之中，从而忽略身边其他文明的存在。作为这样一个地方的写作者，对任何一种文化都要有一个开放包容、深入了解的态度，才有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
近年来，随着藏地旅游热的持续升温，以藏传佛教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藏学热似乎已在非藏区的许多地方兴起，每次去北京或者南方一些城市，龙仁青都会遇到一些正在努力学习藏文或者希望他能够教授他们藏文的藏学爱好者，内地一些地方也开始兴办教授藏语的民办学校。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在文化上逐渐趋于国际化同质化，而青海等地反而凭借文化的异质性成了保存传统文化的根据地，不但“书写中国故事”成为可能，也给藏语母语作家带来某种契机和希望。
从草原进入城市，第一次看电视和第一次作为一名电视工作者参与一部电视作品创作，龙仁青用了6年，“因此，每次回忆我的过往，我有一种在某一个时段上，我不是在行走而是在跨越的错觉。”牧区生活的阅历、城市提供的视野、记者工作的不断行走等，也自然而然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之中。早期的一篇短篇小说《锅庄》描写的，就是一个从牧区进入城市工作，在被动适应城市生活的同时，对自己田野牧歌式的牧区生活的回忆和神往。
“就创作而言，我始终感谢生活对我的特别赐赠，不论是草原还是城市，生活以它的丰富性和不断的变化，昭示我真诚面对生活，并写好自己的东西。我越来越欣喜地看到我的写作可能会展示出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会受到我的族属的影响，我也不会站在任何一种族属的观念上去看待问题。”近年来，龙仁青的作品开始关注在城市生活的少数民族族群，“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角度，是因为我认为在这些人身上，最能够显而易见地看到当下的少数民族生活，最能够看到社会与自我、历史与现实、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交错和融合，以及其中的心痛、苦难和某种与心灵相关的东西的渐行渐远。
眼下，龙仁青正在着手准备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这部小说故事的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到当下，其间会写到西方传教士在青海的活动、马步芳对青海的统治、青海汉族与藏族之间的联姻等，汉藏回蒙等民族的人物将轮番登场，“我试图站在民族众多、文化多元这样一种文化立场上去完成这部小说。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面对青海这片土地，真正描摹出它的样子。”龙仁青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