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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30年前，《红高粱》刚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刊出，本报及时破格点赞
第二次：30年后，本报记者与作者莫言在会稽山承续前缘再次畅谈《红高粱》
9月底，会稽山龙华寺到处金桂飘香。早上7点的寺庙饭堂里，《中国青年报》文化地理版主编罗强烈终于见到了前来参加“第二届会稽山论坛”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这是莫言与罗强烈的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在30年前。
离经叛道的《红高粱》惊世而出
30年前，青年文学批评家罗强烈读到刊载于1986年第3期《人民文学》杂志上的中篇小说《红高粱》，顿时备感欣喜和震撼，认为是一部中国当代小说杰作，决定以《中国青年报》文学副刊《绿地》责任编辑的身份约见青年作家莫言，筹划以破例的高规格方式向全国青年读者推荐《红高粱》。
经作家、文学批评家李陀居中联系，莫言与罗强烈在北京东大桥十字路口西北角一栋高层宿舍的李陀家见面了。两个年轻人欢欣鼓舞地讨论《红高粱》，罗强烈表示《红高粱》写得美而大气，从语言艺术的角度看更是不同凡响。
罗强烈当即敲定和莫言以通信的方式在《中国青年报》上隆重推荐《红高粱》，这就是发表在《中国青年报》1986年7月18日第4版上的《感觉和创造性想象——关于中篇小说〈红高粱〉的通信》。据罗强烈回忆，这样隆重推介一个青年作家，还是很少见的，罗强烈说：“这也在文学方面体现了《中国青年报》的社会责任与职业水准，我作为责任编辑至今都感到非常欣慰。”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时代，却也是政治气候乍暖还寒的时代，与《红高粱》通信在《中国青年报》同一版面上刊登的文章，标题就是《怎样才叫宽松》，由此可窥一斑。从当时看来，对于无论是小说主题还是艺术形式都非常离经叛道的《红高粱》，《中国青年报》及时破例高规格的推重，无异于雪中送炭。
30年后，随着《红高粱》在1993年被评为“世界最美小说”，随着其作者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切质疑和担忧应该已经烟消云散。
在写作《红高粱》的时候，莫言刚刚30岁，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用他现在的话来说：年轻、狂妄。他在与罗强烈关于《红高粱》的通信中，曾经形容自己是一串“愤怒的葡萄”：“在好多次会议上，好多人都为苏联一场卫国的短暂战争打出了一批又一批好的战争小说而我们数十年的战争并没有打出多少好小说而扼腕叹息。我被这些叹息撩拨成一串‘愤怒的葡萄’，摩手擦脚，跃跃欲试，但又怕惹出不大不小的乱子来，砸了吃饭的泥钵子。后来一想，我老爹会锔锅锔盆，怕什么？于是就写了。”
《红高粱》视角下的抗日战争，突破了之前几十年间中国大陆小说以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游击队等为主角的主流抗日战争叙述模式。莫言选择了一群不曾被注意的边缘人土匪为小说的主角，他们自发地跟日本鬼子进行殊死搏斗，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则是敢爱敢恨，嫉恶如仇，充满着一种《水浒传》以来的民间野性传统。
莫言早期非常喜欢孙犁的小说，实际上属于“荷花淀派”。孙犁小说《荷花淀》与《芦花荡》写得非常优美，收进了中学课本。莫言那个时候也在河北保定当兵，保定有个文学刊物《莲池》，“这个刊物发现了我，培养了我，而且有一个老编辑还亲自陪着我到白洋淀去体验生活”。但是，莫言后来觉得，如果还是按照“荷花淀派”那种清丽、婉转和柔美的方式写，“那我永远只是孙犁先生门下的一个小喽”，所以，“我想我一定要突破他们，我不能跟在人家后面模仿，应该写出自己的东西来”。
于是，这就产生了《红高粱》惊世而出的叙述方式。在《红高粱》里莫言是这样表述的：“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龉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在与罗强烈关于《红高粱》的通信中，莫言是这样表述的：“《红高粱》是又爱又恨的产物，我对我的故乡一直持有这种矛盾的态度。我对故乡人的爱、对红高粱的爱转化成批判的赞美；我对故乡人的恨、对红高粱的恨转化成赞美的批判。批判的赞美与赞美的批判是我的艺术态度也是我的人生态度。”
“高粱的茎叶在雾中滋滋乱叫，雾中缓慢地流淌着在这块低洼平原上穿行的墨水河明亮的喧哗。”——不同于“白洋淀派”的风格，《红高粱》的语言也另辟天地，大胆而浓烈，充满想象力，像天马行空一样痛快淋漓。
《红高粱》随着导演张艺谋改编成同名电影，并在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金熊奖后，更是在国际国内名声大震，莫言也由“青年作家”跨入“著名作家”行列。
如今再也写不出《红高粱》
罗强烈始终认为《红高粱》是莫言最好的小说，而且与《中国青年报》还有上面一段渊源，所以30年后，在“第二届会稽山论坛”上，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提出就《红高粱》对莫言进行采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莫言，也破例在论坛上与本报记者对谈《红高粱》。
在山灵水秀、宁静悠远的会稽山上，再次审视当年那个作为青年作家的自己，莫言感慨良多：“如果现在让我重新写一遍《红高粱》，肯定写不出那个样子了，肯定是按部就班地遵循语法规则，会把语言雕琢打磨得很美，会把人物写得很圆满，会把人物身上很多过分丑陋的东西适当美化，这就是我目前的状态。”
对于《红高粱》那种“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叙述语调，褪去年轻时的张狂后的莫言笑称，这实际上只是年轻时的一段狂言，“现在让我写，我肯定不会这样去写，我肯定会写故乡太可爱了，我永远想念你”。
莫言现在认为，《红高粱》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尤显离经叛道，不仅是主题上的突破，在结构和语言上也力求不同。于是这才有了《红高粱》那种“头上一句、腚上一句”的跳跃式写法，这种艺术上的创新在当时同样被视为是一种对传统的挑战。
根据《红高粱》的内容，主人公“我奶奶”在叙述者“我”出生前就死去，“我爷爷”也在“我”两岁的时候已经不大说话，叙述者“我”无从得知故事主人公“我爷爷”和“我奶奶”当年的事，但莫言却凭借历史的想象让“我”超越时空的界限，将“我”的现实与“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历史拼贴在一起，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相互交错进行，正如莫言所说，“可能上一句写的是1938年，下一句又跳到了1948年，时空被切碎后重新组合了。”
“高粱高密辉煌”，这是将作者家乡高密的名字化作形容词来形容高粱的形态，30年后的今天，莫言笑着告诉记者：“现在我回过头来读《红高粱》，读到某些片断时，我也觉得有些过分，把动词当名词用，把名词当动词用，把一些莫名其妙的词搭配到一起。《红高粱》如果让中学的语文教师来读的话，他会在上面画满了红叉，会说不通顺要改正，用词不当，或者逻辑错误等。但我觉得，也正是因为这种写法才使我的这种强烈情感得到了释放，正是这种写法对语言的破坏，也使读者受到了感染。”
莫言还深情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依然怀念中国30年前的那个“80年代”。对自由和解放的幻想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共同夙愿。莫言说：“那是一个黄金时代，如今回头看，那个年代无论是美术界、文学界，还是舞蹈、音乐，都涌现了一批年轻人，大家都有自己长期积累的情感和生活，对几十年来没有变化的这种艺术秩序进行冲击，试图实现突破，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
莫言曾经这样谈起自己当年的经验和体会：“如果你是从事艺术创作的，认为你的艺术创造是一种超前的创新，不能被现在这个时代所接受而受到许多讽刺、挖苦、批评，那么你要自信，不要去管他们，在时间这个长河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就一定会得到承认。”
莫言在其散文《马蹄》中，曾经将各种文体喻为铁笼，笼着一群群被称为“作家”或“诗人”的呆鸟，大家都在笼子里飞，看谁飞得花哨，偶有不慎冲撞了笼子的，还要遭到笑骂。有一天，一只九头鸟用力撞了一下笼子，把笼内的空间扩大了，大家就在扩大了的笼子里飞。
30年前，莫言就像是那只想撞破笼子的呆鸟；然而，30年后，由于种种原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却失去了30年前的那种创作状态。
他曾多次对记者说到自己再也写不出《红高粱》了。
然而莫言对自己“目前的状态”是警觉的，他告诉记者，自己目前这种状态是“很可怕的”：“假如按照目前这种状态来写作，那我写的小说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莫言似乎在透露自己准备再次突破：“我在不断地提醒自己，要不断地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那种精神，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开动机器就是开动脑子，就是要把已经写出的作品忘掉，把已经得到的荣誉抛弃掉，像一个年轻人一样重新起步，重新上路。”
莫言在“第二届会稽山论坛”上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重谈《红高粱》，有听众认为是其全部文学演讲中最精彩的部分。衷心祝愿在会稽山上反省了自己“目前状态”的莫言先生，也能够“庾信文章老更成”，迎来自己又一个文学创作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