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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的新书《一个人的世界史》很像一本名人八卦故事集，1000多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人物在400多页、39万字的篇幅中轮番登场，喋喋不休。在大家印象中，余世存是研究中国史的，很少对世界史发言，但这次他要聊聊“话语如何改变我们的精神世界”。
在近日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余世存说，从孙志刚事件到薄熙来事件，他产生一个疑问：改革开放30年，为什么我们还如此迷恋僵化、固化的精神生活？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己又能做什么？于是就有了这本书，“我要把我所知道的世界人物和世界历史介绍给读者，让我们学会‘在山寨里生活而仍然具备世界眼光’”。
在内容分类上，余世存并不着迷宏大叙事。如同《世说新语》的体例，前四章分别讲饮食第一、男女第二、人生第三、临终第四，就已经暴露了他的趣味。
“从个体出发，立足于个人的关怀来看待人类的文明，但也不遗漏20世纪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余世存说，“人类发展到今天，技术文明和政治文明在挟持我们往哪儿走。这本书多多少少会在两方面提供答案，一是文明的一种大的叙事，一是个人的小的悲欢离合。”
《一个人的世界史》用人物和他们的话语建构了历史的另一种版本。
例如，有人问霍金关于做研究的快乐，霍金回答：“做研究和做爱差不多，不过前者更持久。”
1972年，英国王子查尔斯与卡米拉初次相遇。那个晚上，卡米拉对他说：“我的曾祖母和你的曾曾祖父是情人，你怎么看？”
在印度，入狱曾是一个人耻辱的标志，但在甘地的运动中成了荣耀的象征。作家纳拉扬·戴赛记得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父亲做甘地的秘书，一次被抓进监狱，坐上警车后座时兴奋地喊道：“这次不会少于两年！”
图图大主教是南非领导黑人反对种族压迫的坚强斗士。他曾经说：“白人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可是当我们睁开眼时，发现情况颠倒过来了：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
1945年，二战结束，带领英国人民走向胜利的丘吉尔却被抛弃了。他引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识。”
余世存的一个朋友曾感叹，从非洲走出的智人经过了几万年的疏离和较量，他们的后代今天在网络世界里握手联谊，他们能消除彼此知识的不平等吗？他们能消除彼此心性心量的不同吗？余世存回答：“事实上，年轻人一代人早已在实践这一人类的情怀或目的。”
书中的人物都具有世界性，有不少曾被严重的污名化、妖魔化。“大概有2/3的人被我们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反革命头子’‘帝国主义的老手’‘极端反共分子’等头衔称呼过。”余世存说，“我一直觉得，我们对世界史的关注和我们当下的状态有关。如果我们是自信、开放的，我们就应该用更平实的态度去对待这些人，看看这些人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新鲜的东西，对我们的知识带来哪些增量。”
欧洲著名学者、意大利驻华使馆前文化参赞弗朗西斯科·郗士说，外国人看这本书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它反映了中国人是如何观察外国的人和事，“尽管包括我在内的外国人并不一定认同这种眼光或方式”。
比如，中国人把俄罗斯人、美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都统称为“外国人”，但作为一个意大利人，郗士并不觉得自己和俄罗斯人的相似之处比和中国人多，那为什么中国人要把我们意大利人和他们俄罗斯人相提并论？“这让我看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20年前，当郗士在北京街头散步时，来往行人盯着他的目光如同看到一个鬼怪，更别说交谈了——当时他也不懂中文。但仅仅过去20年，一切都已改变，“这让我有理由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和融化力感到乐观”。
现在，中国人喝起了咖啡、葡萄酒，而不是仅仅着迷于茶和二锅头。“在这个奇异的世界化进程里，余世存先生和其国人停留在了一个中间阶段——他们已经不复父辈、祖辈们的模样，但也没有转变成金发碧眼的纯粹外国人。”郗士说。
在郗士这样的外国人看来，这种非中非外的中间状态极为难得。他们能穿梭于两个世界，吸收并享受两边的精华。但事实上，余世存和他的中国同行并无喜悦之情：他们认为自己挣扎在两个世界和两种文化之间。这也许就是人类灵魂最深沉的悲剧——对自身命运永远怀有愤懑与哀思。
著名学者吴敬琏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事实上，洋务运动、北洋时代、国民政府主政的黄金十年……凡是中国快速发展的时期，都是开放的。梁启超说过，中国有着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文明阶段。我们现在处在第三阶段的入口处，我们理应对国际社会的人物故事如数家珍，他们跟中国的历史一道构成了我们的文明财富，熟悉、了解她们，将有益于我们自身，有益于文明的健康发展。”
《一个人的世界史》的最后，由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压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德斯坦用中文在吊唁簿上一笔一画地写下“深切哀悼四川死难者”。他曾经说：“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迥然不同。仅通过一些数据，我们不可能理解中国。中国毫无在全球攻城略地的野心，不像美国那样对世界其他地方兴趣盎然。此外，中国的形而上学思想也与西方哲学截然不同。所以，我们不应用西方的标准来‘思考中国’。中国不是价值观的输出者。”
《一个人的世界史》：
在山寨里生活，看看世界怎么说
余世存的新书《一个人的世界史》很像一本名人八卦故事集，1000多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人物在400多页、39万字的篇幅中轮番登场，喋喋不休。在大家印象中，余世存是研究中国史的，很少对世界史发言，但这次他要聊聊“话语如何改变我们的精神世界”。
在近日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余世存说，从孙志刚事件到薄熙来事件，他产生一个疑问：改革开放30年，为什么我们还如此迷恋僵化、固化的精神生活？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己又能做什么？于是就有了这本书，“我要把我所知道的世界人物和世界历史介绍给读者，让我们学会‘在山寨里生活而仍然具备世界眼光’”。
在内容分类上，余世存并不着迷宏大叙事。如同《世说新语》的体例，前四章分别讲饮食第一、男女第二、人生第三、临终第四，就已经暴露了他的趣味。
“从个体出发，立足于个人的关怀来看待人类的文明，但也不遗漏20世纪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余世存说，“人类发展到今天，技术文明和政治文明在挟持我们往哪儿走。这本书多多少少会在两方面提供答案，一是文明的一种大的叙事，一是个人的小的悲欢离合。”
《一个人的世界史》用人物和他们的话语建构了历史的另一种版本。
例如，有人问霍金关于做研究的快乐，霍金回答：“做研究和做爱差不多，不过前者更持久。”
1972年，英国王子查尔斯与卡米拉初次相遇。那个晚上，卡米拉对他说：“我的曾祖母和你的曾曾祖父是情人，你怎么看？”
在印度，入狱曾是一个人耻辱的标志，但在甘地的运动中成了荣耀的象征。作家纳拉扬·戴赛记得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父亲做甘地的秘书，一次被抓进监狱，坐上警车后座时兴奋地喊道：“这次不会少于两年！”
图图大主教是南非领导黑人反对种族压迫的坚强斗士。他曾经说：“白人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可是当我们睁开眼时，发现情况颠倒过来了：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
1945年，二战结束，带领英国人民走向胜利的丘吉尔却被抛弃了。他引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识。”
余世存的一个朋友曾感叹，从非洲走出的智人经过了几万年的疏离和较量，他们的后代今天在网络世界里握手联谊，他们能消除彼此知识的不平等吗？他们能消除彼此心性心量的不同吗？余世存回答：“事实上，年轻人一代人早已在实践这一人类的情怀或目的。”
书中的人物都具有世界性，有不少曾被严重的污名化、妖魔化。“大概有2/3的人被我们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反革命头子’‘帝国主义的老手’‘极端反共分子’等头衔称呼过。”余世存说，“我一直觉得，我们对世界史的关注和我们当下的状态有关。如果我们是自信、开放的，我们就应该用更平实的态度去对待这些人，看看这些人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新鲜的东西，对我们的知识带来哪些增量。”
欧洲著名学者、意大利驻华使馆前文化参赞弗朗西斯科·郗士说，外国人看这本书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它反映了中国人是如何观察外国的人和事，“尽管包括我在内的外国人并不一定认同这种眼光或方式”。
比如，中国人把俄罗斯人、美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都统称为“外国人”，但作为一个意大利人，郗士并不觉得自己和俄罗斯人的相似之处比和中国人多，那为什么中国人要把我们意大利人和他们俄罗斯人相提并论？“这让我看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20年前，当郗士在北京街头散步时，来往行人盯着他的目光如同看到一个鬼怪，更别说交谈了——当时他也不懂中文。但仅仅过去20年，一切都已改变，“这让我有理由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和融化力感到乐观”。
现在，中国人喝起了咖啡、葡萄酒，而不是仅仅着迷于茶和二锅头。“在这个奇异的世界化进程里，余世存先生和其国人停留在了一个中间阶段——他们已经不复父辈、祖辈们的模样，但也没有转变成金发碧眼的纯粹外国人。”郗士说。
在郗士这样的外国人看来，这种非中非外的中间状态极为难得。他们能穿梭于两个世界，吸收并享受两边的精华。但事实上，余世存和他的中国同行并无喜悦之情：他们认为自己挣扎在两个世界和两种文化之间。这也许就是人类灵魂最深沉的悲剧——对自身命运永远怀有愤懑与哀思。
著名学者吴敬琏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事实上，洋务运动、北洋时代、国民政府主政的黄金十年……凡是中国快速发展的时期，都是开放的。梁启超说过，中国有着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文明阶段。我们现在处在第三阶段的入口处，我们理应对国际社会的人物故事如数家珍，他们跟中国的历史一道构成了我们的文明财富，熟悉、了解她们，将有益于我们自身，有益于文明的健康发展。”
《一个人的世界史》的最后，由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压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德斯坦用中文在吊唁簿上一笔一画地写下“深切哀悼四川死难者”。他曾经说：“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迥然不同。仅通过一些数据，我们不可能理解中国。中国毫无在全球攻城略地的野心，不像美国那样对世界其他地方兴趣盎然。此外，中国的形而上学思想也与西方哲学截然不同。所以，我们不应用西方的标准来‘思考中国’。中国不是价值观的输出者。”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6年10月16日 0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