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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深知他所坚持的，是党和红军的根本前途所在，所以他不顾个人进退得失。不赞成毛泽东意见的同志，同样也是出于多打胜仗的良好愿望，也是从党和红军的利益出发的。正因为有这样的共同出发点，一旦在思想上转变了认识，就会从全体反对到全体赞成，这里没有个人的恩怨，没有私利的计较，没有尔虞我诈和相互倾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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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更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的内涵丰富深邃，很难简单地予以描绘，而苟坝春夜的一盏灯火，却形象地映照了其诸多要素。
1935年3月10日深夜，更准确地说，是11日凌晨，在贵州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前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脚小道上，毛泽东手拎一盏马灯，步履匆匆地走了3里多路。云贵高原的雨后春夜，寒意刺骨，四周一片黢黑，只有马灯昏黄的光线映照着一个孤独的身影：在白天召开的20多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只有自己的1票。
在这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3月4日又被任命为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这是他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被免除红军内的领导职务后第一次有了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当时，红军经过二渡赤水，再占遵义，重创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黔军8个团，士气正旺，都希望能打大胜仗，甚至在云贵川地区建立新根据地。
3月10日，红一军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联名致电中央，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消灭驻扎在那里的黔军。接到电报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马上在驻地苟坝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遵义会议以来，红军的每一次战斗行动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决定的。
会上出现严重分歧，毛泽东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其他人则都同意。毛泽东试图努力劝阻大家，因为，尽管打鼓新场只有战斗力不强的黔军，但这里城墙坚固，易守难攻，而周围有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的8个师，有滇军孙渡的4个旅，还有随时可以扑来的川军。一旦不能迅速攻克，势必马上陷入重围。可惜，这些分析没有被大家接受。张闻天看天色已晚，提议表决，毛泽东当即表示，如果大家坚持要打，他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就没法干了。他试图以去留挽回形势，谁知一位与会同志不满道：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干什么？另一位同志也说：不干就不干。表决结果是毛泽东只得到了自己那1票，这样，不仅第二天一早就要下达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还免除了毛泽东刚上任一周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事已至此，毛泽东可以说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大可以回去好好休息一下，等待前方战报。可如果这样，就不是毛泽东，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也可能会被改写。事实是，散会后，毛泽东继续反复权衡这次作战计划的利弊得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思虑的是红军的命运、革命的前途。长征以来，红军尽管英勇奋战，却屡受挫折，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减少到了3万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有了话语权，其合理化建议被采纳，红军才稍稍恢复了一些元气，但以这点本钱与优势敌人血拼，无异于自寻绝路。毛泽东不甘心于此，可最后的挽回努力中该动员谁呢？他隔壁就是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和政治局常委博古，但他知道解决问题的钥匙不在这里，而是住在3里多地外的周恩来、朱德，他们一个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领导者，一位是红军总司令，他们更了解军事行动的生死攸关，对军事行动的影响力也更强。
时已深夜，毛泽东点起一盏马灯，沿着坎坷的水稻田埂路，赶到了周恩来住地。然后，就是周恩来后来回忆的：“毛主席半夜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
当夜，毛泽东说服周恩来后，马上又请来朱德一起商议，朱德也表示赞同。时间到了凌晨4点左右，中革军委二局截获了敌人电报，确认滇军和川军正秘密向打鼓新场集结，其周边已有敌人100个团。这一情报验证了毛泽东的预判。在随后一早举行的会议上，因为周恩来、朱德的支持，加上新情报的佐证，与会同志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还恢复了他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
苟坝春夜的那盏灯火，形象地映照了长征精神的诸多要素。
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红军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丝毫不掺杂个人利益。毛泽东深知他所坚持的，是党和红军的根本前途所在，所以不顾个人进退得失，哪怕只有一个人，也顽强坚持，不放弃哪怕一点点获胜的可能性。不赞成毛泽东意见的同志，同样也是出于多打胜仗、尽快建立新根据地的良好愿望，也是从党和红军的利益出发的。正因为有这样的共同出发点，一旦在思想上转变了认识，就会从全体反对到全体赞成，这里没有个人的恩怨，没有私利的计较，没有尔虞我诈和相互倾轧。即使在遵义会议上被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博古、凯丰，也在认识转变后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可以说是知易行难。从前方指挥员的角度看，打鼓新场只有为数不多的一手步枪一手烟枪的黔军，战斗力就是渣，这是难得的歼敌机会；从政治局多数同志的角度看，从江西出发跋涉了半年，红军急需根据地，而此前的遵义战役取得大胜，敌人应如惊弓之鸟，正是乘胜追击的好机会。唯独毛泽东，不仅看到了打鼓新场，还看到了整个黔北、川南甚至云南；不仅看到了黔军，还看到了中央军、滇军、川军；不仅看到了机会，更看到了危机。正是对形势的深入研究和精确判断，使得毛泽东能够登高望远，力排众议，最终力挽危局。
胸怀广阔、顾全大局、紧密团结。通过苟坝的两天会议，负总责的张闻天体会到，用开大会投票表决的形式决策，完全无法适应战场情况的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断，自己在军事上不内行，还是要靠毛泽东。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张闻天素来推崇，遵义会议前，他在担架上就对王稼祥说：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这也是遵义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的缘起。苟坝会议后，张闻天欣然赞成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是新“三人团”的主要出谋划策者，事实上成为党的最高军事指挥者。有人问张闻天，怎么老是跟着毛泽东跑？张闻天回答：“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胸怀、共产党人的气度，共产党人的团结。
王均伟（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