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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在长征中，平均十七八岁的战士，由20岁出头的师、团首长带领，在一批30岁上下的红军将领指挥下，克服千难万险，转战十几个省，长驱数万里。他们在跋涉中成长，在战火中走向成熟。多年后，曾经的青少年们不少成长为彪炳史册的新中国开国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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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54%的红军官兵都在24岁以下，只有4%的人超过40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革命理想高于天
红军长征前行的每个脚印，都诠释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长征途中有一位多次身负重伤坚持不下火线的钢铁汉子，他就是红二军团第6师师长贺炳炎。1935年12月，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南的瓦屋塘与敌军陶广纵队激战，22岁的贺炳炎率部配合主力战斗，右臂骨头被打碎，负了重伤。军团卫生部长贺彪用修械所的钢锯给他做截肢手术，他咬着手巾忍住剧痛，截去了右臂。贺龙同志特意要了两块锯下的碎骨头，包进红绸布以教育干部、激励部队：“这就是贺炳炎的骨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骨头啊！”贺炳炎的右臂虽然失去了，但他怀着为全体劳苦大众谋解放的坚定信念继续行军出征，打了不少胜仗。
1935年8月21日，被红二十五军许多官兵称为该军历史上最黯淡的一天。当天，军政委吴焕先在部队远征接近陕北根据地之前，于甘肃泾川四坡村的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仅28岁。作为一个富户出身的读书人，吴焕先家里有近百亩地和一个店铺。然而，1925年入党后，他在自家门前当着农会和群众的面，将土地房屋契约和债据全部烧毁，农民因此更加信任他，跟着他闹革命。敌人为了报复他，先是残酷杀害了他的大哥、二哥，逼死其大嫂和不到半岁的侄子，随后又杀害其父亲、五弟；其母亲、有孕在身的妻子也被迫逃到他乡，冻馁而死。这位文质彬彬像个教书先生的红军政委，一听枪响总是抡起大刀带头冲锋，最后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深山密林是我房，沙滩石板是我床。尽管敌人逞凶残，坚决斗争不投降！”
部队的高级将领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甚至身先士卒地冲锋，即使在冷兵器时代也不多见。然而，在长征中，这样的情景司空见惯。长征中付出鲜血和生命的，自始至终都不只是普通战士，将士们的鲜血是洒在一起的。在红军指战员眼中，把指挥位置设在远离枪炮威胁的后方，是一种难以接受的耻辱。在长得看不到尽头的长征烈士名录上，仅营以上干部就达422人，而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
年轻英勇的红军将士之所以能够视死如归、浴血奋战，之所以能够战胜人世间难以想象的千难万阻，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着为人民解放和民族自由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这也正是我们每每唱起《长征组歌》，唱起“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时心炽血沸的原因所在。
严守纪律、团结一致
从1934年8月红六军团奉中央命令西征开始，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在会宁和将台堡会师，红军组织过600多次大小战斗，投入师以上部队参加的达120次。在敌军重兵围追堵截之下，缺少装备且疲惫不堪的红军一路厮杀，何以能如洪流一般不可阻挡？ 1935年10月，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说：“每次战斗前，连队的党员都召开会议，选出后备指挥员，大约有四五个人。如果连长在前线受伤或者牺牲了，队伍不会跑散，因为第一后备连长会立即挺身而出；如遇不幸，第二后备连长又会代替他，一个接着一个。党员受伤后，为了不影响同志们的情绪，总是对他们说：‘没关系，你们继续前进吧。’”红军指战员服从指挥、顾全大局的组织纪律性，由此可见一斑。
中共中央委员黄在长征开始后一再变动的职务，也正是对红军的高度组织纪律性和罕见凝聚力的生动注脚。1908年出生的黄是标准的无产阶级，1925年入党，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作为工人出身的代表人物，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年底，黄奉命到闽南苏区工作，先后担任过红十二军政委、第三十四师政委、第一军团一师政委等职务，长征开始后担任红八军团政委。湘江战役后由于部队只剩下1000人，红八军团撤编并入红五军团，黄复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委。一渡赤水后，毛泽东亲临红一师进行整编动员，还特意对黄说：你可是当过军团政委，当团政委确实有点大材小用。但黄当即表示，就是当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自己也心甘情愿。1935年年底，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面临东北军进攻，由于红一方面军红四团的两位主官在直罗镇的战斗准备中病重，中央决定由黄担任红四团代政委。在率部突破前沿阵地进行追击时，敌军一颗子弹夺去了黄年仅27岁的生命。黄这样的职务变动并非偶然，部队伤亡大造成编制和领导人变化速度非常快，但这也反映了共产党员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是红军能以弱胜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军将士在长征途中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充分体现出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干部处处关心战士，战士时刻想着干部。一粒米、一滴水，大家你推我让，谁也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官兵之间情同手足，战友之间情深似海。在生死的关键时刻，大家往往毫不犹豫地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正是因为红军长征途中如此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才战胜了道不尽的艰难险阻，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挑战生存的极限
长征中的作战是在敌强我弱形势下进行的殊死搏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集结了数十万兵力，利用山川险阻，以逸待劳，乘坐现代化交通工具前堵后追。长征路上，不仅有敌人的围追堵截，还有险恶的自然环境的挑战。也正是在这种难以用文字详尽描述的苦难中，生命的耐力与能量一次次得以延续和升华。
在所有参加长征的战士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不到3000名的女红军，她们大多在24岁以下。她们与男同志一样行军打仗、筹粮筹款、抬担架、做群众工作、护理伤病员，还承受着比男人更为严峻的生理考验。女红军们遭遇的困难之大，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长征途中，女红军战士把“鞋”和“脚”都称为“量天尺”。脚在长征中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脚受伤，就有掉队的危险，而落入敌人之手的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脚，鞋的作用愈发突出，鞋成了每位红军战士的宝贝，对女战士来说更是如此。红六军团女战士李贞在长征途中只剩下半新不旧的一双布鞋，平地行军时她就干脆脱下鞋光脚走路，遇上难走或夜行军赶路时才穿上。但时间长了，鞋还是磨破了，等到实在不能再穿时，她就先丢掉一只鞋，遇上难走的路就只穿一只鞋。后来，这只鞋也丢了，她只好光脚走路，遇到难走的路就用绑腿把脚缠起来走。而在四方面军担任妇女运输连连长的王泽南，则是一位裹着小脚的女性，她硬是凭着“三寸金莲”征服了险山恶水。
长征初期，吃的问题并不突出，但在过雪山草地时，战士们都无一例外地感受到自然环境的残酷。女战士汪荣华曾回忆：深秋来临，寒风凛冽，我们身着单衣，在无垠的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冷的水里，粮食越来越少，不几天，我们就把刚进草地时带的一袋青稞面和一块鸡蛋大的盐巴吃光了。大家只得吃野菜，有的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来一些牛皮，把皮上的毛烧掉，用水煮着吃。如何使牛皮鞋底成为“美味佳肴”？乐观开朗的女战士们编了一首歌来传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为了生存，她们甚至从牛粪里捡残存的粮食吃。还有的女战士在长征途中经历分娩之苦，其苦其累其难更是可想而知。长征中牺牲了无数生命，却又是为了解救更多生命，红军女战士们的艰难生育同样体现了这一点。
在长征中，平均十七八岁的战士，由20岁出头的师、团首长带领，在一批30岁上下的红军将领指挥下，克服千难万险，转战十几个省，长驱数万里。他们在跋涉中成长，在战火中走向成熟。多年后，曾经的青少年们不少成长为彪炳史册的新中国开国将领。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首次授衔仪式，245位中将以上军衔的将军中222人参加过长征。但更多的青少年，倒在了血色的湘江边、寒冷的雪山上、泥泞的草地里，有的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他们用无畏的青春、滚烫的热血，实践了年轻的誓言：“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王德蓉(中央文献研究室第四编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