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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然》杂志的引用数据，从2005年到2015年，我国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占全球总量的比例从13%增长到了20%，仅次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引用率较高的论文中，大约每五篇中就有一篇有中国研究者参与。
不仅如此，前不久发布的《自然》增刊“自然指数2016新星榜”显示，中国科研机构正在引领全球高质量研究产出的快速增长。在全球100家科研产出增加最多的科研机构中，有40家来自中国，其中24家自2012年以来的增幅超过50%，而美国作为全球高质量科研论文的第一大贡献国，在榜单上居第二位……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科研领域创新的大力支持，中国原创基础研究不断突破。那么，原创基础研究的中国时代到了吗？
在10月15日举行的2016年度求是奖颁奖典礼上，国内外知名科学家们以“原创基础研究，中国的时代到了么”为题进行了探讨。
“原创基础研究对国家竞争力有什么影响？”面对主持人、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董晨的提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钱颖一给出了一组数据。
2005年，中国GDP是美国的18%，而2015年，这一数字变为了61%。在这10年间，中国GDP占全球的份额从5%增加到了15%，中国发表的学术论文占全球总量的比例从13%增长到了20%。对于这些数字的解读，钱颖一认为，一方面表明“科学发展、论文发表是有门槛的”，另一方面表明“中国论文发表与中国经济发展是同步的”。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即基础研究创新的时期已经到了。”在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田刚看来，目前，中国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国家对基础科学的投入持续加大，这令美国很多基础研究学者非常羡慕。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谢心澄对此表示赞同。在他看来，中国已经到了创新能力不断增加的阶段，并且确实做出很多原创性工作。
谢心澄认为，国力发展对物理学发展非常重要。近十几年国家对基础学科的投入不断增加，跟美国最好的实验室相比，“起码从仪器上不吃亏了”。此外，“青年千人计划”让我们有机会和财力引进了一批很优秀的青年科学家。
谢心澄以北大量子材料中心为例，该中心引进的青年人才中，除了两位因其他原因，剩下的都拿到了国内“青年千人计划”，这些年轻人做出了不少成果。
在田刚看来，我们应该继续做好人才激励工作，把科研经费用好，奖励那些真正对科学作出贡献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同时，他希望年轻人要坚定信心，在选题和研究上做一些大题目，敢于挑战世界难题。
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施扬也对中国科研的年轻力量表示了肯定。他发现，现在许多中国学生达到了可以和教授坐在一起讨论一些大问题的水平。这令他很振奋，“这10年中国科研的变化，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的”。
然而，与几位学者不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教授邵峰认为，虽然“可以做优秀的研究的时代到了”，但 “从科研文化或者科研体制来说，也面临着很大挑战”。
邵峰坦言，令他担心的是“人才项目已经标签化了”。在他看来，很多人将“青年长江学者”之类的身份看作学术圈“上台阶”的“楼梯”，做科研时几乎80%的动力都被其牵引。而很多项目评审“就是数数你发的文章，你就拿到了这个头衔”，这导致很多想长期做原创性研究的年轻人没有机会。
邵峰认为，我们应该以对科学的追求、在领域里的重要研究作为牵引，而不是“Title”，“聪明人想得到那些东西是很容易的，但是真正做一个有持久影响力的、发现前人没发现的东西却并不容易，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在路上，如果在这个路上就应该支持他，而不在这个路上就不应该支持他。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做法，我觉得中国做原创基础研究的时代就真正到来了。” 邵峰说。
“原创基础研究现在比较活跃，以后会到一个井喷时代，而最关键的还是人，我们要支持有潜质的人。” 施扬认为，现在许多人才计划都有一个共性，即都是一次性的，而不是持续性的，“在中国的大环境下，我们缺乏这样一种机制，即力度更大、持续性的支持”。
求是基金会顾问、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则表示，中国原创基础研究不必着急，“要想有最重要的原创基础研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你知道：什么问题是当时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