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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谭乐水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的基诺族山寨巴卡老寨待了近20天，指导学生完成了一部18分钟的纪录片《再见，雨林》。
基诺族是一个人口仅2.09万的民族，9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方圆600多平方公里的基诺山热带雨林之中。20年来，谭乐水一直在记录这个山寨的巨大变化，带学生来此拍片，是为了“不让影像出现断层”。
“现在缺少的不是技术，而是两代人之间的衔接。”谭乐水说。
“先把素材拍下来”
在一边教学一边拍片中，谭乐水总有一种焦虑。随着社会发展，大量少数民族青年离开乡土，到外地打工，本民族的生活方式、民居、服饰、节日祭祀等文化传统正在快速消失。
“如果不拍，这个时代就会出现断层、出现空白。”谭乐水说。
“不让影像出现断层”不仅来自他对时代的焦虑，也来自父亲对他的启发。
谭乐水的父亲、如今已是百岁老人的谭碧波，曾于20世纪50年代参与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参与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拍摄，并编写了第一个民族志电影脚本《云南民族纪实》。
早在1992年，谭乐水将他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勐罕镇傣族传统村寨曼春满拍的镜头放给父亲看时，父亲激动地说，他以前拍过曼春满，当时拍民族片，很多镜头都是在这个村里拍的。
父亲的话让谭乐水意识到，由于客观原因，几十年来，民族志纪录片已经出现了断层。“社会在激烈变迁，如果我父亲他们那代人没有去拍，我们今天去哪里找那个年代的镜头？”
为此，从1996年用自己的钱购买了一台松下牌DV后，谭乐水每年都有半年多的时间待在巴卡老寨，一拍就是20年，和老乡混得像亲戚，连跳蚤都不咬他，“因为身上已经有当地村民的味道”。
在拍巴卡老寨的同时，他也拍曼春满。他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拍一部7集纪录片《半个世纪后的再追踪》，如今已经完成了两个：苦聪人的《六搬村》和傣族的《曼春满》。
今年8月，谭乐水带领参加“国家艺术基金民族影像志人才培养项目”的学员李功、刘沁园、赵昆到巴卡老寨，拍摄纪录片《再见，雨林》，片中的主角“爷爷”心情复杂。世代居住在雨林中的基诺族，雨林已不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他们的生活逐渐和城市文明接轨，狩猎、采集变为种植橡胶和茶叶，孩子们手中的玩具也从弹弓变为变形金刚，在竹林里寻找竹虫的乐趣变为围坐在生日蛋糕旁的喜悦。
“要了解和记录一个民族的变化，必须长期跟踪。”谭乐水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民族地区已经没有传统服饰和民居了，有些民族和一些民族支系，不仅没有民族志，连文字的历史都没有，更别说影像了。“这么长的历史没记录，将来怎么补都补不起来”。
“目前，我们已经具备了长期深入拍民族志电影的条件，或者说影视人类学的技术门槛已经突破了，有条件去记录一个民族的变迁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去追求快餐式的东西呢？”谭乐水说。
因此，他认为“先把素材拍下来，剪辑还在其次”。今后的影视人类学者，会从素材中找到所需的史料。纪录影像最本质的属性是“纪录”而不是“观赏”。
“历经岁月磨蚀而保存下来的素材，才是更值得珍惜的东西。”他说。
“学习和保护我们自己的传统”
7月20日，“国家艺术基金民族影像志人才培养项目”的另一批学员杨晓平、谭晓霞、陈重武，冒着多日不停的大雨，来到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尼西乡汤堆村，拍摄纪录片《遇上尼西土陶》。
汤堆村是一个有2000多年制作土陶历史的传统藏族村落。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汤堆村。
村民当珍批初是家族中土陶制作的第七代传人，2006年被授予省级非遗传承人。他有一个刚从省城高校毕业返乡的儿子，每天随他制作土陶。当珍批初担忧，面对纷繁变幻的世界，作为家族第八代传人的儿子是否沉得下心来继承这份家族事业。见过世面、生机勃勃的儿子除了学习传统技艺之外， 还希望能开办一个工厂，带动全村人一起致富。然而他的想法却引起了村民的不安。尽管旅游业使村民们足不出户就能获得较好的经济利益，但村民们担心，公司的建立会影响他们一直延续的传统家庭作坊模式。因此，他们常常为土陶的命运、传统与创新等问题展开讨论。
这些讨论和焦虑，都被记录进了《遇上尼西土陶》，没有任何拍摄者和文化人的评论。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叩问过去惯常以拯救者的姿态去面对传统民间艺术的做法。”拍摄者之一、云南大学社科处的谭晓霞说：“无论是村民还是我们，都应该重新审视和面对传统技艺的发展。”
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郭净认为，影视人类学给了人们深刻反思的眼睛，开始警惕那些以拍摄为由、让当地民族在镜头前表演，制造虚假的“民族风情”作品。
“学者拍摄的影像，带着外来者的视角，很难深入揭示社区工艺、信仰、生产活动的细节，更难准确捕捉村民的思想和行为变化。”郭净说，很多影片的拍摄目的，都是为了成为科研成果、参加会议和电影展，并没有给拍摄的社区带来什么利益。
他在2000年和藏族学者熙绕桑波、纳西族学者和渊就在香格里拉县开展了一个“社区影像教育”的项目：将摄像机交给当地村民，由他们拍下了自己的生活，向外界表达自己的文化观念。
随后，在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支持下，郭净等人又发起了“乡村之眼”计划，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参与式社区影像项目。让那些生活在中国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村落的成员，在接受短期拍摄培训之后，以本地的生态、文化、生计或社会问题为主题，创作纪录片或其他类型的影像文本。
“它不以艺术或学术价值为使命，而是要表达当地人的文化观点。”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朱靖江说，迄今为止，云南、青海、四川、广西、贵州等地的少数民族村寨均有社区影像运动开展，已完成上百部村民自主创作的影像志作品，在国内外获奖并产生反响。
“让村民自己拍自己，其实就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我们把这种形式称为：学习和保护我们自己的传统。”郭净说。
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影视人类学实验室主任陈学礼也深有同感。他说：“大多数民族志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被拍摄对象却不一定有机会看到。”
为此，他们给硕士研究生开设的“纪录片创作与实践”选修课，将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并要求学生和老师一起，在村里完成后期剪辑，最后一天在村寨放映学生的作业。
“在当地放映的做法，不仅让被拍摄对象即当地村民成为第一观众，还可能引发他们的评论和行动。”陈学礼说。
比如2009年云南遭遇大旱期间，学生们在石林彝族自治县大糯黑村拍摄的纪录片《水》，引起了村民的激烈讨论。村民们意识到，由于他们将每年清洗水井的传统丢失了，才导致如今水井水质下降。为此，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对水井进行了清洗。
“对时代做实录不是为了颂扬和批评，而是留给后代修史所用。”郭净说，“在互联网发展的时代，更需要挽留这种历史观。”
民族题材纪录片仍缺乏收藏展示交流的平台
当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领域进入收获期时，面临一个尴尬的现实：大量的民族影像志纪录片和素材该如何拯救和保存呢？
“民族题材纪录片至今仍缺乏收藏、展示、交流平台。创建全国规模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影像数据库十分必要和紧迫。”中国民族博物馆馆长顾群不无忧虑地说。
2015年4月，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举办期间，中国民族博物馆承办的“2015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受到了极大关注，这一首次在北京举办的大规模民族题材纪录片展映活动，为展示60多年来我国民族题材纪录片的发展轨迹和优秀成果提供了重要平台。业界认为，它传递出一个信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用纪实影像真实地再现、表达和传播少数民族的多样性文化和历史，正在成为被社会关注和聚焦的事情”。
顾群表示，中国民族博物馆正是想通过持续不断地举办民族题材纪录片影展，建立起一个较具规模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影像数据库”。
他指出，少数民族的很多文化是无法仅依靠实物来呈现的，但影像却能够细致、丰富地呈现出这些文化遗产的内涵和细节。把民族志影像资料纳入收藏展示空间，是民族博物馆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不少学者认为，一方面是国家收藏，另一方面民间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也极为重要。
两年前，“乡村之眼”团队已经在云南德钦县启动了村民影像资料库的建设，包括郭净在内的一些学者10多年来拍摄的DV带，将进入这个民间资料库保存。
让郭净最受触动的，是一次对云南民族大学人类学教授蔡家麒先生的拜访。蔡家麒曾在上世纪60年代时，和杨光海等老一辈民族志电影人一起拍过鄂伦春族的纪录片。
当时，蔡家麒拿出1963年拍摄鄂伦春族的600多张黑白底片，全部用长方形的底片袋装着，每一张都有编号，底片袋也有编号，放在防潮的饼干盒里；同时，他还保存着300多张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独龙族底片。
“鄂伦春族的历史，就这样完好地保存在这位前辈的家里。”郭净说，“这些照片从来没有完整发表过，这么多年，它们一直以素材的形式存在着，躲过了一场又一场暴风骤雨。”
“只有大大小小的影像博物馆、图书馆出现在城乡各地和私人的书斋，所谓‘民间记忆’才有一个牢靠的基础。”郭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