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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刚今年64岁，从他记事起，他的父亲就住在这片烈士陵园旁的老屋里，父亲每天清扫墓地、祭奠战友，直至年迈行动不便。在这里，父亲一住就是几十年。
“1932年，父亲在这里参加儿童团，搞药、送信、抬伤员，1935年他跟着红军走了。”父亲曾告诉王建刚，那时候七八个娃儿一起抬送伤员，有时担架上的战士已经牺牲了，抬送的孩子们却还不知道。
1949年解放后，王建刚的父亲又回到这里，打理烈士陵园。父亲去世的时候，叮嘱王建刚说，我们今天的生活都是战士用命换来的，不要忘本、不要忘恩，要常去陵园打理。
“万忙之中也要抽时间。”42岁那年，王建刚罹患腿疾，可他还是一瘸一拐地在百亩陵园挪动，清扫、祭奠。遇到有人前来扫墓，王建刚还会向他们讲述这里的故事。
王建刚回忆，他不止一次见过年近百岁的老人前来祭奠战友或者“寻亲”。看到这些在墓碑前失声痛哭的老人，王建刚总是难以抑制地跟着落泪。
今年83岁的吴方宜是前来墓园“寻亲”的老人之一。
5年前，一生从未与父亲谋面的吴方宜，扔开拐棍，长跪在父亲墓前，把从家乡带来的水、土洒在地上，今生第一次喊出了“父亲”二字。此情此景，令在场者唏嘘不已。
吴方宜的父亲吴展是安徽金寨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员，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红十五军合并，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吴展任第十师参谋长，直接参加指挥黄安、商黄、苏家埠、黄光等战役。后来，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吴展随军转移到四川东北部，并参与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
直至1933年牺牲，年仅33岁的吴展从未见过自己的儿子吴方宜。
1983年，吴展的妻子彭镜秋女士收到了一纸烈士证书，然而，爱人在哪里牺牲、葬在哪里，却始终没有音信。
几年前，吴展的外孙女舒翎从网上的一组关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的照片中，偶然看到了刻有外公姓名的墓碑照片。她辗转联系到了拍摄这组照片的摄影师杨正保，并最终确认墓碑的主人正是全家寻找了80多年的亲人——烈士吴展。
2011年，83岁高龄的吴方宜和亲友分别从北京、山东、安徽等地赶到通江，吴方宜老人没有想到，在耋耄之年，自己还会泪水长流、在父亲坟前祭奠。
这样的故事，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里时有发生。总长102米的英烈纪念碑上，记录着7823名安息在此的红军烈士姓名。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坐落于四川省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占地4.2平方公里。据了解，这是全国唯一一座红军为自己战友修建的陵园，也是全国安葬红军烈士最多、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
1934年3月，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迁驻通江县王坪村，缺医少药、条件艰苦，很多红军士兵牺牲在此。最初，医院将烈士一一就地安葬，一人一棺一墓。但随着战事愈加激烈，红军伤亡人数日益增多，只能将牺牲的战士集中埋葬。1992年，通江县政府将集墓用石条圈砌，并建造了师团职红军烈士的单体墓，列于集墓周围，才形成现在的规模。
讲解员介绍，整个集墓区安葬了红军烈士及烈士遗骸7823人（具），其中师、团职以上将领40余人。
王坪村村民王绍金告诉记者，每年的清明节、春节，不少村民总是要先到陵园给烈士敬饭，然后才拜自己的祖宗。
陈君是本地人，到了周末，她常会带着15岁的女儿到陵园扫墓、受受教育。第一次来的时候，女儿看到成片的墓碑后吃惊地问她：怎么会死那么多人？
陈君一时解释不清，就带着女儿在陵园的纪念馆里挨个去读、去看红军的故事。
“看着看着，孩子开始抽泣，我也跟着落了泪。”从纪念馆出来，女儿红着眼睛，拉着妈妈的手到烈士墓前深深地鞠躬。
在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还有一片占地150亩的陵园。17225名无名烈士的白色墓碑，呈扇形分布于山野，到访者无不感到震撼。墓碑上没有名字，只有一颗鲜艳的红星代表着这些无名英雄的身份。
这里是川陕革命根据地无名烈士纪念园。这些烈士遗骸原本散落在通江县23个乡镇50处地方，直到2012年2月，经民政部批准后，人们将烈士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每一年，前来扫墓的人数都在递增，去年有90多万人次。”90后解说员范珍告诉记者，清明节是人最多的时候，那一天，陵园里哭声一片，鞭炮从早响到晚，烧纸形成的烟雾在碑林间缭绕，人们敬献的花圈会把纪念碑周围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