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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闭幕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今天，中央宣传部举行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新闻发布会。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两部重要的党内法规，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是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安排。
1980年，中国共产党就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也曾经在2003年12月颁布了第一个党内监督的专门文件——《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时隔多年，为何又要出台新版的准则和修订党内监督条例？
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委的负责人解释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在管党治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有可贵的经验，所以有必要制定一个新的准则；而在党内监督方面也有一些新实践新经验，迫切需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予以固化。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齐玉从三个方面解读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出台的背景。
齐玉说，新准则的出台首先是完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
他解释说，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定的治国理政的新方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相继就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了专题研究，这次六中全会再以制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修订党内监督条例为重点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这样“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都分别通过一次中央全会进行了研究和部署，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整体设计。
其次，也是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齐玉说，全面从严治党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这次六中全会在深入总结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生动实践的基础上，认真分析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作出新的制度安排，这对于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必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第三，解决党内存在突出矛盾和问题的需要。齐玉说，在长期实践中，党内政治生活状况总体是好的，但一个时期以来，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他举例说，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慵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纪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
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了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教训十分深刻。
齐玉说，针对这些问题，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举措，正风肃纪、反腐倡廉、从严治吏，使党内政治生活出现许多新气象，党内政治生态得到明显好转。但也要清醒地看到，随着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调整和危险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要巩固全面从严治党的好势头，有效防范已经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反弹复发，防止新的矛盾和问题滋生蔓延，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完善规范，健全制度。
中央纪委副书记吴玉良说，2003年12月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在加强党内监督、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形势任务发展变化，条例与新实践新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同时，十多年来党内监督的新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实践新经验，迫切需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予以固化。
吴玉良介绍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上对健全完善党内监督制度提出要求，明确了党内监督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制度措施，为修订条例指明了方向。中央纪委机关先后7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条例修订工作。党中央统筹考虑，决定将修订条例纳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重要议题。从今年3月开始，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领导下，修订条例与制定准则同步进行。
这两部党内重要法规各有哪些特点？
齐玉说，《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提出的重大观点和重大举措就有160多条。
新准则从12个方面对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具体规定。包括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等。
吴玉良说，条例在修订中遵循了一些原则：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抓住“关键少数”，将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作为监督的重点对象。
吴玉良介绍，条例共分8章、47条，其中第二章至第五章是条例的主体部分，分别就党的中央组织、党委（党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这4类监督主体的监督职责以及相应监督制度作出规定，形成了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
吴玉良特别提到，条例将党的中央组织的监督单设一章，是对现行条例的突破，体现党中央以身作则、以上率下。
吴玉良进一步解释说，准则和条例都强调，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做起。可以说，这也是这两部党内法规的鲜明特色。
为什么两部党内法规要聚焦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吴玉良说，首先，这是由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所处的位置决定的。他们在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其次，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从我做起，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再者，凸显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问题导向。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一些高级干部，特别是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给我们党造成的损害是巨大的，教训是深刻的。所以，无论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还是贯彻准则、条例，都要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抓起。
本报北京10月2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