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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冷衍长一向清冷的门口突然多出七八张蓝色的塑料凳，上面坐满了官员、记者、警察和附近的村民。时常有汽车、三轮车或摩托车横在门前。经过的邻居无一不会停下来问上一句：“听说兵兵娃回来咯？”
冷衍长总是有点木木地应着：“哎，哎。”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隐忍的男人在听到儿子要回来的消息时，是怎样的痛哭流涕。
冷文兵终于回家了。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在被索马里海盗劫持为人质1671天之后，还能活着见到父亲。
2012年3月27日凌晨，冷文兵所在的台湾渔船在塞舌尔附近海域被索马里海盗劫持，当时船上共29人，包括11名中国大陆船员，以及柬埔寨、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公民。在被劫持的1671天中，有3位船员先后死去。直到2016年10月23日，幸存的26名船员获释。
被劫很久以后，冷文兵相依为命的父亲才得知了这个消息。起初，别人给这位四川省中江县农民打电话时，他还以为对方是“哄人的”。然而就算知道了也没有什么用。他只是每天坐在门外的枇杷树下，佝偻着身子望向路口，等待儿子归来。
冷衍长已经10年没有见到儿子了。17岁那年，冷文兵离家做海员，其间一次也没有回来。他不定时给家里寄钱，累计有三四万元。每隔一两年，父亲才能接到他的一个电话。“电话费太贵了。”冷衍长解释。
跟10年前离家的时候一样，冷文兵回来时的行李依然只有一个双肩包。只是人变得高了、黑了，也瘦了，额头上多了一条弯弯的疤痕。
遇险
虽然冷文兵的相貌有了很大变化，从小一起长大的冷勇还是隔着老远就一眼认出了他。
冷文兵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抛下他们父子，至今杳无音信。因为家境困难，冷文兵小学4年级就辍学在家，业余时间大都是跟冷勇在河边度过。
两个少年分享着彼此的一切，零食、玩具，甚至梦想。那个时候，成为船员四处出海是这两个孩子共同的心愿。尤其是冷文兵，这个内陆长大的孩子对水有一种天然的亲切和迷恋，他最大的爱好是游泳和钓鱼。
曾经做过船员的二爸冷海荣时常跟他形容，大海是多么“一望无际”。当地电视台用巨大的字体播放着远洋劳务公司“3年赚10万（元）”的广告。冷文兵说，村里出过海的人光他认识的就有七八个，他认为整个四川省“没有20万，也有10万（人）”。出海回来之后，这些人在村里盖起了新房，生活也变得体面。
在那个十几岁孩子的心中，船员是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职业。
17岁那年，冷文兵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那时家里只有不到5000元存款，他咬牙交上了3000元报名费。经过20天的培训之后，带着500元和一个背包，他踏上了一条在阿曼注册的台湾渔船“NAHAM3”，此后6年都漂在海上。他想趁年轻多干几年，然后回家帮父亲盖新房。
2012年3月27日，一阵枪声击碎了这个心愿。
凌晨1点左右，冷文兵刚刚把已经收网的渔船调为半自动模式，将账本交给台湾船长钟徽德，他回到不到4平方米房间的下铺，准备睡觉。那天是个丰收的日子，他们捕捞了约5吨大目鱼，但辛苦的工作也让他格外疲惫。
突然，同屋的四川老乡推门进来。“外面有枪声”，老乡神色慌张，“可能是海盗。”
冷文兵的第一反应是他“疯了”。正平稳行驶在印度洋上的渔船距离索马里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怎么可能是海盗？”
船长和大副这时也听到枪声，聚集在驾驶舱。子弹打在船身左侧。冷文兵谨慎地探头向外望，两颗子弹“嗖”地从他头顶飞过，清脆地击穿了驾驶舱的玻璃。
渔船已经被两艘海盗的小艇夹在中间。情急之下，钟徽德向左转向，但随着渔船自动减速，4个海盗已经迅速登船，手里的AK47持久地冒着火光。钟徽德本能地试图反抗，但是在举起凳子的一瞬间，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喉咙。冷文兵站在钟徽德身后，鲜血溅在了他的衣服和脸上。
他在那一天的记忆出现了多处空白。只记得自己恍惚中跑回房间，插上门栓，手里紧紧地攥着一把30厘米长的杀鱼刀。直到海盗破门而入，那把刀才应声落地。
随后，冷文兵和其他27名船员一起，被枪顶着头趴在驾驶舱的地上。有人踩在冷文兵的手上，他也不敢出声。还有人的手就直接按在船长留下的血迹上。
清点过人数后，船员们的双手被捆绑起来，双眼也蒙上了厚厚的黑布。有人甚至因为过于紧张，小便都无法正常排出。就这样过了两天一夜，渔船才在岸边抛锚。
这仅仅是开始。
囚禁
此时，远在6000多公里之外的冷衍长对此一无所知。他刚刚在村委、亲戚和邻居的资助下，从危房搬进了新居。说是房子，但其实更像是一个被隔成几个房间的车库。屋内没有任何装修，白色的开关突兀地安在灰色的水泥墙壁上。他结婚时自己做的一套木方桌和板凳是这个房间里仅有的家具，红色的漆已经剥落殆尽。电视机是2015年添置的，是一台老式的18寸“小霸王”。但是他没上过学，看不懂字幕，所以很少打开。
即使是白天，走进冷衍长的房间依然会“眼前一黑”，因为没有窗户。唯一一个有窗户的卧室他一直给儿子留着，还在那个房间的墙上钉了钉子，把一个写着“吉祥如意”的小小的中国结挂在上面。
他不知道，儿子会在此后的4年半里，一直作为人质被索马里海盗囚禁。
“海盗们把我们当成保姆，给他们洗衣服、做饭、擦枪。”冷文兵回忆。
他原本以为，顶多1年，自己就会被释放。但是在那艘已经抛锚的渔船上度过了17个月，又在陆地上被押送转移了40多个地方后，这簇希望的火苗渐渐变得微弱。
起初，尽管要终日面对二楼甲板上对准他们的枪口，但因为有储备的粮食和蔬菜，还可以继续捕鱼，船员们被囚禁在渔船上的日子还算过得去。但依然有人染病身亡。2012年年底，河南籍船员王昭的脖子、四肢突然开始肿大，在25小时内迅速死去。
船舱里充满恐惧、仇恨与无奈。冷文兵曾经试图跳船逃走。但是在奋力游了1个小时、徒步十几个小时终于抵达对岸之后，却又被海盗抓回，并且毒打了一顿。他额头上那条长长的疤痕就是那时留下的。
17个月之后，渔船的油箱终于耗尽。海盗们又将他们劫持到远离海岸的一处森林，在地上和头顶拉了几块红色塑料布，20多人的所有生活就限制在那片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最远的活动范围，就是30米开外大小便的地方。
在岸上，食物变得非常有限。船员们每人一天只能分到一碗水、两顿饭。早上是几片薄饼压成的拳头大的一个面团，晚上是一小碗红豆饭。只有在极少见的时候，才会有人在帮海盗们做饭的时候，偷偷藏几个洋葱和土豆。那个时候冷文兵总会想，那些东西在四川老家他从来都不愿意吃，但现在却像山珍一样美味。为了果腹，他甚至吃过老鼠肉。
在海盗8月14日公布的人质照片中，26名船员排成4排，挤在一起。赤道上阳光炽烈，每个人的脸上愁云密布。这张照片反映了他们生活的状态——“除了还活着，他们什么都没有”。
他们依然被海盗当做佣人使唤和打骂。有次，一位柬埔寨船员因为不愿意帮海盗干活，被禁止小便，又在之后发生的口角中被子弹射中脚背，鲜血直流。一位印尼籍船员患上了跟王昭同样的病，几天内离世。
参与救援的“人质支持伙伴”组织（HSP）协调员约翰·斯蒂德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在被拘禁的1671天里，船员们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衣衫褴褛、营养不良，其中一人脚上受了枪伤，另一人曾中风，还有一人患上糖尿病。”
在饥饿、疾病与暴力之下，反抗的力量渐渐变得离散。更多时候，那片红色塑料布下承载的是麻木。
因为无事可做，船员们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偶尔会几个人凑一起打几局烟盒撕成的扑克牌。中国船员大多不懂英语，跟海盗的交流一般通过一个菲律宾船员翻译。不过时间久了，冷文兵也学了几句当地的语言，便于跟海盗们提出自己的各种需求。“卡迪”是“小便“，“哎许”是“吃饭”。被一次次威胁和打压之后，他们只剩下这些最基本的需求。
在年复一年的消耗中，冷文兵已经习惯了对“希望”这个词保持距离。
私下里，海盗被船员们称为“骗子”。几年间，海盗曾经无数次放出消息，表示他们即将被释放，但没有一次真正兑现。
直到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车开到自己眼前，冷文兵都还以为这只是海盗们的又一次“恶作剧”。
归来
“整个谈判过程花了18个月，其间经历了与当地部落首领、政客和宗教领袖的轮番谈判。”这是斯蒂德对救援行动的唯一解释。据法新社报道，他不愿透露是否为这26名船员支付了赎金，也拒绝公开细节，只称整个救援过程充满了危险和“英雄主义”。
10月23日，在冷文兵被送往索马里当地警察局的路上，原本核载8人的小型面包车上硬生生塞进了26个人。他被挤在最后一排的中间整整6个小时。但是在这1671天以来，他从没像这一刻这么开心。
因为，他要回家了。
此时的冷衍长依然一无所知。因为几年才接到一次电话，他甚至不确定儿子是否还活着。喂过鸡后，他像往常一样为自己做好午饭，一般是地里种的蚕豆、油菜或豌豆苗，配上一碗稀粥。然后端到门厅的餐桌上默默地吃，通常会剩下一点儿当晚饭。
年轻的时候，冷衍长也曾外出打工。他在山西挖过煤，在广东烧过砖，还在山东守过工地。能挑200斤的担子。但是现在，他的腰渐渐弯了，眼睛也变得浑浊。
儿子是冷衍长唯一的骄傲和依靠。贫困让冷文兵过早承担了家庭的重担，自从出事后，家里的生活就更加困顿。冷衍长做饭的柴火只能捡拾路边别人砍剩的，要卖鸡蛋也只能等到有人路过来收。去年成为低保户之前，他一年的收入只有几百元。领低保后，每月能领到105元。1元钱1杯的茶也舍不得喝。烟是戒不掉的，但也只抽最便宜的自制卷烟，一根1毛钱。
很多时候，冷衍长就叼着烟坐在家门口。这几年，他看着村里的人口越来越少，只剩下老人和小孩。有时，其他有子女在外打工的老人看见他，也会过来默默地陪他坐一会儿，只是绝口不提“兵兵娃”的事。
村干部到家里告诉他儿子回来了的消息时，他正在自己黑漆漆的房间，捧着一台收音机听戏打发时间。但是下一秒，眼泪就唰地流了下来。
10月25日5时，9名遭海盗绑架后获救的中国同胞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中午12时，冷文兵时隔10年再次踏上了村头那条小路。第二天就是父亲的生日，这个从未过过生日的老人在那天获得了一生中最珍贵的生日礼物：儿子的归来。为了迎接他，家门口放起了鞭炮。路边的草丛里现在还掺着细碎的红色鞭炮纸，绵延了几百米。
这是这个家庭头一回这么热闹。比起邻居用大红色福字、对联装饰的大门和栽满月季、雏菊的院落，四川省中江县这户人家的门口在2016年10月25日之前一直空空荡荡，灰色铁质卷帘门上方贴着“危房改造信息卡”。
亲戚邻居们帮忙张罗了一桌子饭菜，那是冷文兵这些年来吃的第一顿饱饭。但吃完就开始腹泻，第二天的消化内镜检查报告显示，由于长期饥饿，他患上了肠胃炎。
听着儿子讲述自己吃不饱饭的日子，冷衍长再次留下了眼泪。冷文兵只能笨拙地安慰：“老爸不要哭了，不要哭了。”自己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现在，冷衍长对儿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养好身体，然后在家附近找份工作，娶个媳妇，再也不要走远。
当地出海打工的热潮也正在冷却。“就算没有他（冷文兵）这个事，也没什么人去当船员了。”冷勇路过儿时玩伴的家，特地停了下来。“现在人都懒了，出海风险那么大，收入跟在镇上打工也差不了太多，已经没人愿意去了。” 就在冷文兵成为船员的前一年，冷勇前去广东的皮具厂打工，“每月收入四五千（元）”，去年刚回乡。
10月27日下午，冷文兵带上户口本，到村里的派出所补办早已丢失的身份证。他没有任何存款，船员工资还被拖欠着，他必须拿到身份证，重建自己的生活。他说，自己再也不会出海了。
天色渐黑，冷衍长坐在门前翘首等待，像过往的10年一样。只是这一次，他知道儿子会归来。
本报成都10月2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