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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制火箭这件事上，王宁的套路跟追“女神”一样：受个挫绊一跤，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继续追下去。
11月3日，这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工程师，和他的成百上千名同事一起，等来了追爱大结局。
在海南文昌椰树的摇曳中，一身白衣的“胖姑娘”——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发射成功。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长征五号主任设计师何巍说，追“胖五”女神的经历，不是穷苦少年逆袭记，也不是风花雪月偶像剧，而是“每一个航天人对生活的热爱，对事业的追求和对科学的探索”。
王宁哭得稀里哗啦，还不忘透过泪水瞅瞅“女神”的嫁妆：接口、电路、二极管……一切都妥当。整个控制室塞满激动的喊声，众多“新郎”从凳子上蹦起来，抱在一团，又哭又笑。
这一刻他们等待了十多年。你“约会”箭体结构，我“助攻”测量测控，一个细节也不放过。
作为“爱情马拉松”的成员，不少年轻人像王宁一样，从毛头小伙，变成了有担当的成熟汉子。
这场属于航天人的恋爱，结出了最好的果实。有评论指出，长征五号的一飞冲天不仅将中国送入大吨位火箭发射行列，还助力中国迈进了包括美俄在内的世界主流火箭阵营。
点火前一天，何巍的心情就像“送女儿出嫁”
何巍在长征五号正式点火前一天，顺着七八十米高的塔架，又一点点把“胖五”好好看了一遍。两个多小时后，他像“送出嫁女儿”一般，恋恋不舍地离开。
同行的同事悄悄对他说：“真想在‘胖五’某个角落刻上自己的名字。”两人相视一笑。
这样的感受，郭彦明也有。身为长征五号箭体结构副主任设计师，他对“胖五”的身材已经熟悉到“清楚哪个位置有几根铆钉。”他把“胖五”当成自己的孩子，“闭着眼睛一瞬间都能找出来那种”。
他很清楚，自己和周围的年轻人是怎样获得这份熟悉感的。“出了问题，没有人会等你，需要投入百分之两百多的能量去搞定。”自认为已不年轻的他说，自己欣赏的就是年轻火箭人这股子“一定要解决”问题的劲儿。
实验推进中出现问题时，他感觉团队像“打了鸡血”一般，组内夜里两三点开完会，几个年轻人噌地一下冲向躺椅，占地儿、合眼、睡觉，凌晨四五点爬起来继续干活。
女神腰身粗壮，直径5米，年轻人给女神取了个“胖五”的爱称。
57米高的“胖五”，立起来足足有20层楼高。每一次亲密接触“胖五”，身为测量通信与测控研究室第二工程组（院长征班组）副组长的王宁都要站上塔架，仔细端详着恋人的容颜。
接口准确吗？信号传输稳定吗？传输回来的数据可应用吗？在“胖五”白色的“粉底”下，他能精确地分辨每个二极管和电路的位置与线路。
当他的正牌女友登场时，弄懂妆容就成了难题。王宁只能抓住去海南免税店的机会，向场外朋友求助，为女友购置化妆品。
“每一个火箭人都和你我一样，是普普通通的人，有自己的爱好和性格。”何巍并不喜欢给火箭人贴标签、过分神化这个群体。
在这位准80后眼里，年轻一代的火箭人平凡却有趣。《星球大战》、《机械战警》是许多工程师一头扎进火箭事业的源头。和通勤族一样，他们也会在饭点儿问候同事：“今天加班吗？”这群年轻人为攀升的房价发愁，也会上相亲节目寻找爱人。遇到技术难题，一些年轻工程师上网“买买买”来减压，在海南的发射基地，他们趁“PM2.5指数几乎为0”，跑步上班。在边塞一待几个月的年轻人“诗兴大发”时，还会写出“边关斜阳照晚，雁影乍一线”。
当困难接连到来时，还没结婚的年轻人用“婚姻”打起了比方
这几年，何巍见过许多眼神闪亮、对火箭充满兴趣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在结束一场技术难度极大的实验后，被安排去画支架安排设备，确认原材料是否缺货。
年轻人很难过，甚至找到何巍袒露自己心情的起伏：“我是不是不爱这份工作了？”何巍用系统工程作答。
进入航天系统第5年的王宁也在继续思考何为“系统工程”。他满30岁了，两鬓不小心生出白发，眼镜片后面的眼神越来越沉稳。他经历过戈壁滩的黄沙，曾在丛林里抱着大箱子疾行，穿上工服扛过电缆。
他和同事乐呵呵地调侃，说蹭了一身油，更像纤夫。
王宁过去没想过这样的画面。踏进大院前，这个热爱科学技术、给医疗仪器写过程序的小伙子认为，搞火箭就是“编编程，动动嘴，写几个程序解释解释”。
真正走进来，他懵了。
时至今日王宁还记得，一次会议来了三四十位研究人员，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新人都在等着确认一个在他眼里“渺小到不能再渺小”的数据，那是他第一次体会到系统工程的概念。
“你作的任何决定都会对别人产生很大影响。”他认真地说，“一个数据没检查好，可能引起产品返工、测试推延、进度减缓，我不再觉得‘工作就是工作，自己舒服就行了’。”
“一万多亩的土地上，有好几万人在齐心协力、周而复始地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协同机制，每个人把自己岗位上的事情做好，火箭研制才能顺利保证。”
毕业前在外企实习时，王宁热衷鼓捣五花八门的爱好和享受生活，如今，他说自己已经作出了选择。
而何巍也看到了一度灰心的年轻人后来的变化。几年时间里，他安安静静做好了自己的分内事。在前不久的庆功会上，他哭得最凶，有一肚子心路历程想要分享。
王宁认为，自己和“胖五”的关系不是一厢情愿的付出，而是两个人的共同成长。他可以打完点滴就去熬夜开会，为“胖五”完善细节，也能在一次次失败中坚持自我的选择。
由于采用大量新技术，前期实验成功率并不高。一次失败跟着一次失败狠狠地砸在这些年轻人身上，但王宁一直拿婚姻打比方，告诫自己，“或许大多数人认为不合适就该换一个。但当你真正认准对象、认准目标的时候，就不能有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态度，该做的，永远都是坚定自己没有选错人，要一起走下去，克服困难。”
不过几年时间，飞控中心看起来就像是大学实验室了
几个月前，社交媒体上的一组照片得到了数万次转发。照片里是两次航天行动的对比：“杨利伟当年飞天时，飞控中心全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家，这才多少年，镜头扫过，飞控中心就像是某大学的实验室。”
郭彦明感慨火箭事业年轻人的飞速成长，更感叹大院历经几代人孕育的特殊环境。
研发“胖五”初期，许多问题需要开会讨论，会上最热闹的永远是年轻人。有时在会议室，有时在办公室、实验室甚至路上，讨论随时可能发生，不讲职务不论排序，不相关的人永远不会被邀请参会，能参会的就都能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位70后副主任设计师也被这种气氛感染。两三个小时的会议里，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气氛激烈到“像在吵架”，问题却被讨论得更充分仔细。
很多实际问题需要长达数月的分析讨论，这样的“争论”也一直伴随每个问题延展到不同的桌子、人群。
几十年来，无数的火箭难题就这样被一点点讨论、解决，而一墙之隔的院外，最初的郊区已彻底融入繁华都市，快速公交和地铁把这里和CBD拉得更近，但大院里很多东西都没有变化。
何巍依然会一字一句地叮嘱新人：“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你糊弄它，总有一天它会回头来找你。”就像过去老一辈火箭人告诉他的那样。
他也依然默念着老一辈的宣言：“我们实验失败在未知的事情上，丝毫不会怨悔，因为这证明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还需要攻关。但我们决不允许在自己知道的事情上因为粗心大意而失败。这样的错误，是不可承受的。”
王宁见证了一群群特别“有意思”的同事。做实验没出问题、接口完整正确，比什么都高兴都自豪。起初他不能理解：“这有啥可高兴的？挣得也不算多……”
5年过去，他觉得自己懂了，“没有什么比人生经历更宝贵了。”这个留着板寸头的小伙子说，在平淡的生活里，那些满足感、自豪感或许看着有点儿“小”，有点儿“low”（低），但“那就是生活的真谛”。
周末夜晚，离火箭诞生地不远的街上，已是灯红酒绿。而在大院里，挺拔的办公楼上，白色的灯光仍然亮成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