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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创业者，一天接到1000万的微信订单。1988年出生的彭俊在今年1月11日深夜，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山西临县红枣卖不出去的销售信息。随后彭俊傻眼了，他竟然接到了上千万的订单。
但他没有想到，“团队的人对农产品不熟悉，加上量太大没有组织货源的经验，很多客户见没有发货，都取消了订单。”彭俊说，其间每天退回的红枣就有几百箱之多，一来二去，枣子就砸在了自己手上。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2016年“创青春”中航工业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终审决赛现场，再次遇见彭俊。这一次，他带着南开大学的团队，参加公益创业赛并获得金奖。
他感慨：“年初卖红枣实际上并没有赚多少钱，不过在微信销售平台上，积累了16万的粉丝。”彭俊小有名气，很多地方的农产品滞销，都找他帮忙吆喝卖东西。
有了“教训”，彭俊卖农产品采用“小步慢走”策略。销售前，他到当地实地查看农产品质量是否优质、物流是否完善，每次销售不在多，几千份左右，用他的话说，“扶贫的同时也要保证顾客的用户体验”。
今年，他从河北灵寿县的团组织了解到当地小米不好卖，他在微信平台组织销售1000多份小米，结果被一抢而空。他注意到，当地存在留守儿童问题，每销售一份就拿出10元利润，给70多个留守儿童捐献了1万多元，作为午餐补贴。他说：“对于留守儿童来说，这点钱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但是我们的一分心意。”
本届“创青春”大赛，首次将公益创业赛单独列为一类，共有65个项目进入终审决赛，21个公益创业项目获得金奖。
模式一：解决硬件不足，给孩子建“会走”的宿舍
相比于其他选手，沈阳建筑大学大四女生刘佳颖并没有穿着正装答辩，而是穿着印有“盒伙伴”标志的卫衣，上台讲述她“会走”的房子项目。
“简单地说，我们做的就是可以移动的宿舍。”她观察到，不少村小的校舍比较破旧，但学生的人数比较少，为了减少浪费，她设计了这款移动宿舍，如果未来学生人数发生变化，随时可以拆卸搬走。
2014年年底，热心公益的刘佳颖听了一位公益人的分享后，被问及能否为一所贵州黔西沙坝小学设计一款集装箱式的宿舍。她想了一天，给对方回了一条微信：“保证完成任务！”
别人或许是随口一问，但是她对承诺郑重其事。对方给刘佳颖的预算是10万元，她想尽办法动用资源，找建筑设计的同学设计图纸，然后找代工企业加工。
“联系了各地代工企业，有的一开口就20万元，便宜点儿就不做。”资金是她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与活动板房不一样，钢材要求更厚，还需要保温层，要找厂家“私人订制”。
刘佳颖最终盯上了北京一家生产企业，张姓老板听了她的报价之后，对她爱搭不理。没事时，她就给老板打电话“唠嗑”，讲自己为什么要给留守儿童定做房子，她还专门跑到北京找这位老板。
这位张老板最后被她打动，给她回了一条微信：“没问题，看到你我很惭愧。我们做吧！做好一点。”最后，对方以13万元的价格答应生产集装箱式宿舍，加上运输成本一共需要20万元。还有10万元左右的资金缺口，她在沈阳建筑大学内进行募捐。148平方米，花了6个月时间，最后用了15天安装完毕，这是40名孩子的宿舍。
其中有一段小插曲，板材从北京走物流运到贵阳，她再从贵阳雇车拉到学校。正好遇到大雨，货车司机走了一段山路，就不敢再往下走了，把车停在路边就去避雨了。“沙坝小学校长方坤友担心板材丢失，就开着私家车，在大货车边守了一夜，让我很感动。”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在设计宿舍的时候，她希望通过小细节，能让留守儿童的生活发生细微的改变。比如，当地的孩子不太讲卫生，在地上打滚是常事，于是门口装上了一面镜子。 “有了镜子之后，孩子时不时照镜子，我发现他们明显变得干净了。”她说。
有了第一次尝试，刘佳颖摸出了套路，她在宿舍中设计淋浴间，通过洗澡改变孩子的卫生习惯。如今，她已经设计出了2.0版本，“第一版功能比较实用，但是外形不太时尚，她把‘集装箱式’宿舍升级为‘集装箱式建筑’，用螺栓代替焊接点，这样拆卸更加方便。”她说。
刘佳颖已经注册了企业，她说：“我打算把这个公益项目做成公益创业，以社会价值为导向的非营利创业，解决留守儿童的居住问题。”
她设想，通过压缩成本的方式，一方面让社会组织和政府购买“会走”的宿舍，另一方面公司能实现盈利，以此支持她进行产品研发，逐步改善留守儿童的生活。
模式二：关注心理需求，对女童进行性教育
阜阳是安徽省留守儿童比较集中的地区，前几年，阜阳师范学院团委组织的公益活动之一就是短期支教，地点在阜南县王家坝镇。
史旭雨是该校大三的学生，也参加过短期支教，但是她发现并不能给孩子解决实际问题。一同参与支教的姚姝媛注意到：“不少留守儿童都是女童，当地农村重男轻女，父母外出打工往往带上男孩，而把女孩留在老家，由老人代管。”
为此，她们带着问卷，走访了70多个留守儿童家庭，发现留守儿童的物质生活并不差，很多初中孩子有智能手机。但由于长期缺少父母的关爱，处于青春期的女孩并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甚至有女生一声不吭就跑到北京见网友。
史旭雨告诉记者，由于爷爷奶奶带着她们，青春期教育非常缺乏，没人教她们生理知识，甚至没人告诉她们例假来了该怎么办。
“这不是靠一两次志愿活动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不仅关注到留守儿童表面的问题，而且应该关注女孩的内心。”史旭雨说。
任竹良是团队的指导老师，也是该校的团委副书记，他说：“我们想持续做这件事情，正好与公益创业的思路不谋而合，但是该如何做，开始时我们并不清楚。”
李雪燕是小学教育专业大二的学生，她负责编写教材，针对女童，她们采用基本“安全教育+文化教育”的模式，针对青春期的女孩，则采用“性教育+陪伴教育”模式，同时编写相关的教材。
“我们原来以为孩子们学习起来比较容易，实际操作的时候却遇到了障碍。” 李雪燕说，例如讲到生理期的问题，班上几十位女生都低着头不发言。她们就改进教学方式，讲课之间就加入素质拓展环节，循序渐进地讲课。
该团队通常把课程安排在周末，“孩子们闲着也是闲着，喜欢过来听课，我们通过观察就能发现哪些孩子比较内向，与父母关系不好。”作为团队负责人的史旭雨介绍，团队会重点关注这类女孩，对孩子进行陪伴，还会联系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多打电话和发视频来关心孩子。
2016年3~11月，该团队招募、培训志愿者120名；团队自主研发培训课程手册13套、开发女童陪伴项目7项；累计开展培训课程96节、团体辅导38场；累计培训阜阳农村女童124名，并建立成长服务档案卡；精准帮扶的124名农村女童都升学了。
该校团委书记张建认为，该项目以阜阳广大农村为市场，采用“商业运作+公益服务”的模式，为切实解决这一社会问题提供新对策。
任竹良提出设想，未来团队可以尝试“政府购买”，还可以试着利用“第三方代付课程”“承接公益营销”“App平台众筹”等方式，完成自身的“造血”，实现可持续发展。
模式三：活跃地方经济，用公益旅游覆盖支教成本
南京的东南大学“至善西行”公益团队，从2011年开始，每年都去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高芒村进行支教和支医，有很多留守儿童都在村里生活。
该校临床医学专业的曹新蕊是团队负责人，她介绍这几年每年有1000多名同学报名支教，虽然有三轮面试筛选和两个月的培训，但是支教团队依然面临很多困惑。
“支教的时候要不要告诉他们走出大山？”曹新蕊说，选择同意的同学认为，这能改变孩子的命运；不同意的同学认为，外界的观念一股脑不加选择地直接传递给孩子，对他们成长并没有好处。
不过，这些支教队员选择不争论，还达成了一个共识，尽量不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干扰当地孩子，比如他们很少当着孩子的面喝瓶装水，也很少吃零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对孩子生活的冲击。
一次偶然机会，有校友联系他们，希望能带着孩子，去他们支教的村子里体验生活。该公益团队的队员邢鹤云说：“我们组织他们吃住在村民家，这能给当地人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找到能接待游客的村民，统一住宿的标准，确定好基本的饭菜，每次游客来之前，这些村民都会换上新床单，等待客人。“村民比较淳朴，组织公益旅游并不难。”曹新蕊说。
团队中负责财务的陈越异告诉记者，2012年，第一批一共组织了10个家庭进行公益旅游。此后，每年组织2~3批公益旅游，每个团20~30个家庭不等，一共有860多人来到4个村子旅游，实现了70多万元的盈利。
韩静静是团队的成员，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次支教同学的花费在1万~2万元，每次支医都要买药，团队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还给当地的孩子设立奖学金。
“有了钱之后，我们的公益能做得更大。”韩静静说，自2010年以来，他们已建立贵州高芒、高武、平坝和云南官房4个支教点，引入物资200多万元，组织公益旅游批次26次，支教志愿者285人，支教受益学生1720人，支医志愿者78人，受益村民高芒平坝两地3000余人。
相比于价值观的直接输出，他们更希望用实实在在的方式改变留守儿童的生活状态。这几年几个村的孩子变化很大：原来高芒村几年也不会出1名大学生，去年就出了7个，当地孩子的高中和大学的入学率提高了，在当地最好高中上学的孩子也多了。支医的志愿者给当地的孩子建立起健康档案，原来孩子龋齿率很高，志愿者教孩子刷牙了之后，龋齿率明显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