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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高技能劳动力缺口的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何宪连说了3个“最”——
“怎么样才能形成一支适合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强大的技能人才队伍？这涉及技能人才的培养、选拔、评价、使用、表彰、激励等多个方面，需要深化相关方面的机制体制改革。”
“但是我认为最根本、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两点：一是要提高技能人才的待遇；二是改变人们的观念，使技能人才得到应有的尊重。”
何宪的这番话是在“领先一步”系列研讨会上说的，会上发布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以下简称“报告”），根据报告，我国高技能劳动力供求缺口日益扩大：高技能人才仅占5％。
怎么办？
“最近‘大数据’很热，美国很多学校马上设置了与‘大数据’相关的专业”，报告的领衔完成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举例说明了在专业设置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异。他建议，未来的中国教育改革应该给高校更多的自主权，比如说，专业设置改革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需求由高校职业研究小组提出，学校同意后报教育部门备案。逐步建立市场、高校和社会共同参与的专业设置路径。
李强建议，要加强教育机构与企业的对接，校企联合培养技术性高层次人才，推进校企深度结合，在学生培养上与企业需求结合，增加相关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就业指导帮助大学生切实了解和主动适应现实市场需求，建立合理的就业预期。
更为重要的是，建立相关的制度和体系。比如，弘扬工匠精神，完善职业化教育链条，打通入学、求学、求职、发展等全链条，建设多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报告就提到类似的建议：建立中高职教育衔接机制，同时推进校企深度结合，增强企业培训能力和培训意愿，联合培训技术性职业人才。完善职校资格与职业能力认证体制，提高专业技术人员收入水平。在社会上弘扬匠人精神，让技工可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对产品精雕细琢，获得社会认同，提升荣誉感与自豪感。鼓励和支持民营职业培训机构和社会企业的发展。
李强也告诉记者，在产业转型升级、工作岗位技能要求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在职人员的技能提升需求日益强烈，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在职培训却存在实用性不强的问题。这就要求企业根据自身需求展开职业技能培训。
当然，现实中愿意为员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企业并不多，李强建议，可以考虑通过以提高员工稳定性为目标的制度建设等方式，比如签订定向培训协议等，让培训后的员工可以回到企业继续工作，同时国家通过补贴企业的方式提升其积极性。此外，在企业之外，要充分发挥企业的工会与劳工组织等作用，为企业职工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在职技能培训。
近年来，“高考弃考”“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等的社会拷问，一次次指向就业的现状。该报告的另一位领衔完成人、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袁志刚表示，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归根结底在于国家的制度设计，并与社会结构息息相关。
他说，只有宏观政策得到长足的改善，中国劳动力技能的提升才会有坚实的制度基础。
袁志刚建议，在宏观政策方面，要变总量控制型人口政策为服务型人口政策，从强调总量控制转为关注结构性的服务，从控制家庭与个人转变为支持家庭与个人。
比如，打破人才流动束缚机制，从促进社会保障、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机会公平着手，才能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