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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中旬，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史》课堂上，听理查德·约翰教授讲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新闻观。课后我向约翰教授提起，杜威曾于1921年4月11日访问过厦门大学，并在厦大发表了题为“大学的旨趣”的演讲。
约翰教授对这条信息非常感兴趣，因为在有关杜威的英语文献里并没有这篇演讲。他问我：“杜威在厦门大学讲了什么？你怎样评价杜威的演讲？”
杜威“大学的旨趣”演讲开宗明义指出，学校无非是学生共同生活的场所，而“大学为最高学府”，这种共同生活的目的在于“培养领袖型人才”。结合他对当时中国社会之观察，杜威认为，“中国自革命之后，大家都抱一种悲观”，根本原因正在于“缺乏领袖型人才”。作为中国新式大学的厦门大学创立，应当以培养工商业以及政治与社会的领袖人才为使命。杜威进一步指出，领袖人才的培养，不是靠知识的灌输，而在于实践能力的养成，所以在“共同生活”中首先应当培养自治能力与合作精神。
杜威到访厦大，是应厦大首任校长邓芝园的邀请来参加学校成立仪式的。实际上，杜威在中国已经待了将近两年。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与教育学教授，在中国进行将近两年的游历，跟当时中国的政界、知识界与教育界精英广泛接触之后，杜威在一所新大学的成立仪式上，阐明了他对中国大学使命的理解。
刊载于《晨报》的杜威演讲内容，是根据现场记录整理出的中文。在约翰教授的鼓励下，我把杜威的演讲又译成英文。约翰教授看了译文之后评论说，这确实是杜威的一贯主张。关于杜威的演讲，我与约翰教授查找、阅读了很多相关文献，其间还不断有其他教授参加进来。我曾提出，作为平民主义教育家的杜威，为何在中国反而主张大学应当培养领袖型人才？哥大新闻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教授认为，这恰恰说明杜威理解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
杜威在中国期间，既在传播他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和进步主义教育观，同时也在观察中国社会，学习和理解中国文化。杜威那两年发表了大量文章向世界介绍中国。几周的查阅资料和研讨之后，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我们都意识到，杜威在中国的经历，实质上是中美文化互相了解、交流、认同的一个典型例子。值得欣慰的是，将近百年过去，藉由关于杜威的共同历史记忆这个话题并以此为桥梁，中美两国学者仍然可以通过对话讨论并理解彼此的文化。
（作者简介：苏俊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曾获国家留学基金于2014～2015学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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