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9点多,我和同事站在路口,每人端着一大杯珍珠奶茶。胡同里灯光昏暗,我借着奶茶店的光线,查找地铁线路。忽然,有人拍了一下同事的肩膀,吓了他一跳,毕竟我们身处异地,碰到熟人的概率极低。我们扭头一看,原来是刚才吃饭时,坐在对面的男人,旁边站着的是他女儿。
“买到了哈,我还怕你们找不到地方。”他笑着说。
感谢公司大方,年底旅行,把我们送到了台北。一部分同事南下花莲,还有两个人打算从花莲骑行回台北,剩下几个人懒得动,就留在台北自由行。第二天晚上,我和同事碰面,打算去吃一吃传说中非常美味的牛肉面。
那家牛肉面店果然火爆,快8点了,还排着十几米长的队伍。终于轮到我们,进店后,也只能和其他人拼桌。
对面坐着的是一对父女,孩子六七岁的样子,很文静。父亲戴着一副眼镜,身材很高、瘦削,看起来应该是这家店的常客,他熟络地招呼店家,又自己起身去端小菜。我俩什么也没说,闷头吃着面,偶尔互相点评一两句,“肉块确实比北京的要大”“面吃起来一般啊”等等。
那位父亲忽然指着一个瓶子问我们:“牛油你们放了吗?这家店最有特色的就是牛油。”
看我们放进去之后,又开始问我们,从哪里来?自由行还是跟团?明天计划去哪里?听说我们完全没有计划,他当即帮我们规划行程。毕竟带点绵软的台湾腔,有些陌生的地方,我们完全听不懂。他又拿出手机,打出汉字,然后调出相册里这些景点的照片,把手机递给我们看。
等我们吃完面,他已经把当天晚上的计划和明后两天的行程帮我们安排好了。第一站,是他建议的一家奶茶店,不用地图,他把最近一家的路线详细指给我们。和那对父女道别出门,我俩边感慨着台北人的热情,边寻到那家奶茶店。正在查找他建议的夜市路线时,他又出现了,看我们是否找到了地方。
在台北待了五天,去过很多景点,吃了很多美食,但印象最深的,仍然是遇到的那些普通人。我们参观完“中央研究院”里诸多名人故居,想坐公车回酒店,拿着手机对着站牌寻找合适的线路,旁边坐着的一位女士主动起身,帮我们指路。她要乘坐的公车先到了,还为自己先走而抱歉;我们去屈臣氏买东西,但没有,店员热心地指点我们去另一家品牌的药妆店——对方有;我们走到十字路口,右转车辆会停下来,等我们先过斑马线。我们不走,司机也不走。
我不能说这种情况在北京等大陆城市不会遇到——但几率比较小。在我所熟悉的生活中,陌生人是一个应该被提防的对象: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也可能是彼此厌恶的对象——十字路口,行人和司机似乎永远难以和谐相处,司机和司机间也经常怒气相向。
即便不提防,身处陌生的环境,我们也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我在台北地铁站里,不止遇到过一对父母,任由孩子在前面跑出好远,甚至出了自己的视线,他们也不着急,只是远远喊一句:“上了电梯要等我一下。”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我是绝对不敢这样的,公共场合里,我没有那样的安全感。
也难怪,《经济学人》去年评出的“全球安全城市”排行榜中,台北排名13,前20名没有大陆的城市。而在“孤身一人最安全城市”的榜单中,台北更是排名第5,前10名也没有大陆城市。
台湾其他城市的情况,应该也不会太差。骑行的同事回到台北与我们回合,兴致很高地讲起路上见闻。有一次,他们快骑到宜兰了,遇到山路,天色渐暗,车辆也渐渐稀疏起来。同事正费力蹬车爬坡,从身后开过一辆汽车。车窗摇下,是一个年轻的女士。她大概知道前路难行,天色将会完全暗下来,而山路上又没有路灯,于是开口问他,是否需要帮忙——那么晚了,她竟然不担心陌生的骑车人是个危险分子!
我那位被山路折腾得几乎崩溃的男同事,条件反射般地拒绝了。他又在黑漆漆的路上骑了很久,借着自行车的灯光,才终于骑出山区,抵达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