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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钱仁凤来说，今年的12月21日已经变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了。她没有为这一天作出任何特殊的安排，只是像平常一样，去食堂签收蔬菜、打扫宿舍楼，并努力忘记这一天以及和它相关联的一切。
2015年12月21日，在入狱近14年后，曾被认定为“云南巧家县幼儿园投毒案”凶手的钱仁凤带着云南省高院的无罪判决书出狱。
去年回到家的那一天，钱家摆了流水席待客。如今，无罪释放整整一年后，钱仁凤只想平平淡淡地过日子。她觉得在这一天任何特殊的安排都会让她“想起过去不开心的日子”。
出狱一年后，钱仁凤手指上的指纹变得清晰起来。之前因为在狱中长时间缝制衣服，她的手指纹路被磨平了，以至于在重新办理身份证时无法采集到指纹。那样的生活，钱仁凤现在想起来还会觉得恐惧。
新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官方文件上的“钱仁风”，但她想找时间回趟云南，把名字改回父母为她起的“钱仁凤”。
出狱后，一家云南的公司曾主动邀请她去工作，钱仁凤没有答应。有人建议她用狱中学到的缝纫技能找份工资高的工作，钱仁凤也拒绝了。她还记得，过去每天干完活儿后，缝纫的桌上都会蒙上厚厚的一层灰，钱仁凤不知自己肺里吸进了多少灰尘。“现在健康最重要”。
钱仁凤拼命想要离开带给她伤痛回忆的地方。今年年初，广州的一家国企为钱仁凤提供了一份工作。有亲戚朋友劝钱仁凤不要来，说她在广州会过得很难。但钱仁凤痛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
狱中的钱仁凤眼看着狱警的手机隔几年甚至隔几个月就换一个，先是小灵通，后来是智能手机。而那时，作为服刑人员的她每次打电话前都要先由狱警拨号。出狱后，不仅是手机，电脑、甚至电视机，所有的智能设备对她来说都是障碍。
17岁离家打工前，钱仁凤连小学五年级都没有读完。去公司报到时要填表。看到专业一栏她愣了一下。“什么专业？我屁都不是！”
在同事看来，初到广州的钱仁凤“把自己逼得很紧”。另一位保洁员每天下午5点就准时下班了，但钱仁凤每天要忙到晚上九十点钟才休息。
“他们越说难，我就越想来，想来挑战一下。”说这话时，已经32岁的钱仁凤身上，依稀还能看到被卷入冤案的漩涡前，那个十几岁云南小姑娘的影子。
十几岁时，钱仁凤就迫切地渴望走出大山。“从小就不喜欢家乡，太贫穷了！我想走出大山，摆脱贫穷。”在她身边，不乏十八九岁就嫁人生子的姐妹。嫁人，意味着要留在山里继续原来的生活。有媒人上门提亲，钱仁凤“装憨”。“我不想做一辈子农民。”钱仁凤说，“哪怕在外面挣不到多少钱，我还是喜欢外面。”
2002年，她大年初六就跑到巧家县打工。可谁也没想到，在她做保姆的“星蕊宝宝园”，一名两岁的女童中毒身亡，钱仁凤被认定为投毒者。当年在幼儿园工作时，因为对园长的有些做法看不惯而在背后发的牢骚，也被当成她与园长不和、因此故意投毒报复的证明。
从冤狱的阴影走出来后，钱仁凤努力把自己的生活拽回以前的轨道。在广州的公司里，一间飘着酸臭味儿的宿舍，她捏着鼻子清理了三四个小时。挂着蜘蛛网，看起来像是十几年没有扫过的仓库，她整整扫了一天。宿舍楼的窗台从来就没人擦过，这个新保洁员挨个儿擦得干干净净。
就连她的脾气，也变得像以前那样棱角分明。看到太脏太乱的宿舍，钱仁凤会拍照片发到微信群里，偶尔还会批评两句。有次还拍到了一间部门领导的宿舍，而那个领导就在群里。“哪怕你是老板，不对就是不对”。
她有时觉得自己和其他经历过牢狱的人不一样。有些人会在出狱后收起锋芒，钱仁凤却说自己“反了，反而不能忍了”。
“忍气吞声，会委屈自己，我不想委屈自己。”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上司评价钱仁凤“较真、诚实”，又给她增加了管理仓库的职责——食品出入库原本由食堂自行管理，这样一来，钱仁凤实际上担任了监督者的角色。
她还学会了把前一天出入库的物品在电脑上做成Excel表格。这项工作大约要耗费她一个小时——她现在打字还有些笨拙，只能用“一指禅”。
在钱仁凤身上，冤狱的痕迹似乎已经淡去。在这个新环境里，她变得开朗起来，跟相熟的同事去镇上唱KTV、去爬宿舍楼附近的十八罗汉山，在宿舍做了好吃的也互相分享。
可是有些印记还是没抹掉。在朋友圈里，她知道了聂树斌案已提起国家赔偿，白银杀人案的嫌犯已经落网。“有时候看到不公的事情好想发朋友圈哦，可是不敢。”她听说，发朋友圈也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监狱的生活让她变得更加小心。她在网上开了一家微店，做一个朋友的分销商，然后把微店交给侄子打理，可又觉得心里不踏实：“这样做不会有法律问题吧？现在就怕这个。”
但这些她都很少告诉别人。在不少人看来，钱仁凤现在已经是个有钱人了——上个月月底，她领取了172万余元的国家赔偿，她在村里摆了20桌酒席，感谢为她奔波数年的代理律师杨柱和亲友。
赔偿款还没到账时，借钱的亲戚已经先到了，还陆续有人上钱家提亲——钱仁凤出狱后第5天，代理律师杨柱就接到一个陌生的外地电话，对方说想娶钱仁凤为妻。杨柱顿时火了：“我又不是她爹，做不了这个主！”
亲戚们借钱的要求则被钱仁凤一概回绝：“借一个，不借一个，到时候就骑虎难下了。”
钱仁凤盘算，70余万元要拿来还给这些年帮她申诉的亲戚朋友，余下的100万元她还没想好要怎么办。
如今钱仁凤还是“感觉自己很穷”。她最贵的一件衣服，是花了200元在镇上买的。脚上的皮鞋，花了几十元。
“我一无所知，就是很穷。”钱仁凤说。一提到与社会脱节，钱仁凤的脸上就露出痛苦的表情，她说自己不知道该怎样向“一直生活在社会中的正常人”描述这种感受。
她刚出狱后烫过的短发，现在成了略带卷曲的披肩发；染过的头发也只余下一半的黄色。钱仁凤懒得花心思打理自己的外表，她的护肤品要么是侄子买的，要么是同事朋友送的。就连见男友，她也是素面朝天地出门。
工作近一年，钱仁凤认识了几个“值得深交的人”，但她仍然谨慎地不称她们为“朋友”。
2002年，幼儿园投毒案发生3天后，钱仁凤就“认罪”了。钱仁凤曾多次提到，当年她在接受警方调查期间，曾遭遇刑讯逼供，连续13个小时的讯问、在地上跪七八个小时、被皮鞋打脸。
这段经历，让她对小时候崇拜的警察感到恐惧。
但来到广州后，朋友给钱仁凤介绍了现在的男友。见面之后，钱仁凤才知道对方是派出所的协警——如果早知道，她可能就不会跟对方见面了。
与男友交往后，钱仁凤判断：每个职业里都会有好人有坏人。她每天都吃一个男友带来的苹果，这种水果，她曾经“‘在里面’想吃得要死都吃不到”。监狱的超市里不卖苹果，她一年能吃到苹果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
“你知道褚时健吗？”吃完苹果，她突然问道。
“他也坐过牢，保外就医出来后种橙子。”但她对褚时健的了解仅限于“坐过牢”和“种橙子”。这也是她“在里面”的时候知道的。
“一个很开朗阳光的老人。”钱仁凤评价道。
出狱一年来，监狱的生活很少进入钱仁凤的梦境，但她还是常常梦到母亲。2015年5月，云南省高院决定再审钱仁凤的案子，但钱仁凤的母亲已经在一个月前去世，这成了钱仁凤永远的遗憾。在梦中，母亲还是她记忆中的样子，在家里跟亲戚一起“摆龙门阵”。
12月21日到来之前的那个周六傍晚，钱仁凤拎着手提包站在宿舍区大门口等男友接她去吃饭，不时有骑摩托车路过的同事冲她打招呼：“钱姐，回家呀？”
钱仁凤笑着打了个招呼。但同事走后，她又喃喃说：“回家？我哪有家？我的家在云南。”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雅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