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12月2日，宁波余姚江边。忙完了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项目大赛（简称“志交会”）的评审工作，大北终于有时间出来见见自己的朋友了。
车床工、电工、家教、经营水果……做公益之前大北什么都干过，历经37个职业，最终他放弃一家企业的总经理选择了公益。
谷子，大北的朋友，河北燕赵校园减防灾项目负责人，在河北邯郸开展了上百场校园减防灾活动，受益师生2.8万余人。
七七，大北的朋友，古咕丁医疗知识普及计划的发起人。在2016年曾开展了109场次的医疗科普培训，在1500名学生中推广卫生习惯，培训了20名的校医和保健老师，发放了藏汉双语卫生教材1500本。
在公益圈，有一股奇妙的力量，把他们聚集在网络上，可能几年也见不上一次面，但每次见面毫无陌生感，能够聚得起来的一定是具有超强“黏合力”的人，大北，就是这样一个人。
“做事情一定要傻傻地来做”
宁波展览中心6号馆，“志愿四川”展览台。
灰色的鸭舌帽，褐色的褂子，一双布鞋，胸前的评委证上别着两个志愿团队的徽章。大北给人的第一印象不像是评委，倒很像一个普通的参观者。
大北，本名魏钧，滴水公益的创始人。用他的话来说“大北”是他的“益”名。今年已经是大北第三次参加“志交会”了。他在公益圈人缘好，不管是老熟人还是年轻朋友，只要找他，他都会认真地看着对方聊天。走出场馆，在200米的步行路途中，就碰到4个熟人。
“人生到底是干什么的，有房有车就可以了？不，肯定还有其他的东西，当时因为不知道什么东西适合我，所以我就去做公益了。”大北回复的时候，一边拿起了桌上的一个志愿者徽章，一边自然地别在了衣服上。
2006年，大北作出了一个“很傻”的决定，瞒着父母，辞掉工作做公益，而他当时的工作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从想法到决定最多一个月”，大北回忆那个时期时，双手习惯地插到兜里。
初入公益圈，没有经验的大北成了“门外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时做公益的方式是粗放的”。曾经为了救助一个患有白血病的孩子，他把孩子的情况用A4纸打印出来，在街上挨个走进路边小店，让他们募捐，结果被人家粗暴地轰出来。
“当时真的不懂，也做得非常辛苦，甚至很多人指着我的鼻子说，我肯定是贪钱的。那时候，我真的想不干了。”回忆起10年前的情景，大北觉得当时自己的内心还不够成熟。
“到现在，脸皮厚了，人家指着我也无所谓，一件事情，你就傻傻地来做，就有可能成功。”
2008年，大北到浙江省慈善总会工作，一个月的收入为1000多元。因为没有钱，大北的狭小的办公室里塞了一张行军床，晚上就睡在办公室里。“没人了我就可以睡，多方便呀，上班不会迟到，还省了路费”。那段时间，大北甚至经常用一天少吃一餐的方法省钱。这样的生活大北一过就是两年。外人觉得他的生活有些落魄，他却觉得很踏实。
“做公益的事情，不要总是期待有的人做得更好，而要期待能影响多少人。”在大北看来，做公益甚至不需要参加任何组织，生活中有垃圾就捡起来，不猛按喇叭，不打远光灯这就值得肯定。在由会展中心到住处的路上，他一连抽了两根烟，手里就拿着这两个烟蒂，经过垃圾桶才一并扔进去。
“我们行动的结果不是在服务对象，而是在身边的人，目的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大北这样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讲“情怀”的志愿者
“最初和大北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话不多，但是简单聊几句后，你就会知道他很直接，没有那么复杂，和他在一起不用费脑子。”这是谷子对大北的第一印象。
谷子，本名谷仓，是一名河北邯郸的自来水公司管网处职工。初次见面，为了避免让人误解自己的名字不真诚，他会拿出自己的身份证给人看。
谷仓算是早期公益人中比较典型的一个，从自由旅行者开始接触公益，逐渐变成一个志愿者。谷仓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做公益的都讲情怀。”
由于喜欢登山，旅途中谷子经常会遇到一些住在山区的老人和孩子，“有的时候，看到孩子们的生活条件差，我就会留下一些自己的东西，实在没有东西了就留下几十块钱。”谷子笑着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如果了解到这个地方缺书包，下一次登山到这里就会带上一些送上去。”
“小时候，每年3月5日，我们都会学雷锋做好事，那时候可能几个小孩一路上多是玩的心，但是那样也很开心。”谈到自己做公益的原因，谷子回忆说。
从2004年开始，他和其他人一起做一些公益活动，主要是帮助一些儿童，尤其是社会福利院的孩子。当时“每个月去社会福利院给孩子做一顿饭”成为谷子第一个公益承诺。
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出于担心朋友安全的考虑，他赶到了灾区。朋友没事，但是看到灾区的现状之后，他决定留下来做一个志愿者。
救灾那段时间，心气高的谷子其实碰了壁。“因为我经常登山，身体素质也比较好，以为自己会帮上大忙，但是一个月下来，我发现自己只是做了一些搬运工的工作。”谷仓开始筹划建立一支防灾减灾的志愿者团队。
“在几乎所有的自然灾害的幸存者中，有九成以上是依靠自救和互救，在几乎所有的意外伤害事件里，九成以上是因为安全意识不足。”生性浪漫的谷仓用他不多的非常凝重的语气说出他的“九九理论”。
经过团队的研究，他们将服务的对象定位在学校里的孩子身上，“一个孩子稳定了一个家庭就稳定了，家庭稳定了社会也就会变得更好。”于是，河北燕赵校园防灾团队开始把一些经验和尝试做成简单的课件在校园推广和传播，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校园防灾知识。
截至目前，在团邯郸市委及教育部门的支持下，谷仓团队发起、参与了上百场校园减防灾活动，受益师生2.8万余人。
“习惯了”的公益
“大北哥对我是亦师亦友的一个身份，大北哥曾经说他是我的亲人，我在他面前，基本就是特别随性的状态，我和他说话不会顾忌，做事也没有那么多的规矩。”对于和大北的关系，七七这样解释道。
七七，本名刘青，现在是浙江省台州市国税局的一名公务员。
2006年4月14日，距离刘青23岁生日还有两天。前期资助的学生毕业了，她开始琢磨，继续资助几个学生。于是她通过“格桑花”公益组织找到了两名玉树的学生。这也是她第一次知道玉树。
“其实我钱也不够花，不过我吃、住在部队，天天穿军装、白大褂，所以只要降低一下生活质量资助两个学生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刘青当时还没有正式工作，每月只有1078.34元的实习工资。对于这么做的原因，她毫不犹豫地解释说“习惯了！”
这已不是她第一次助学了。由于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她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参加助学活动。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每年她都会从自己的压岁钱里拿出120元，分成12个月，每月资助出去；初中的时候，他曾经拿出过400元给困难学生。
2008年，刘青转业回到地方，在当地的台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工作，工作期间她又联系单位和学校双方，组织资助了16个孩子。
2009年，她第一次到达玉树，还为孩子们带去了100多双棉袜子。
2010年4月14日，距离第一次来玉树246天之后，刘青再次来到玉树，但这次来是为了救灾。
救灾期间，在玉树有赛马场，有一位阿妈骨盆骨折，但她觉得自己病得很严重就坚决不走，就这样在树下躺了36个小时。而她的女儿也同样认为自己母亲骨折了，别人一搬母亲，就会对她母亲造成伤害。而这位阿妈，需要乘坐当天最后一班飞机，去灾区外治疗。
“当时我过去的时候，非常着急，我就一下子跪了下来和她的女儿解释。”从那时起刘青意识到当地学生卫生健康意识的薄弱。
2014年~2015年，古咕丁团队开始针对玉树2000名学生调研，通过调查发现，不洁饮食、饮用生水、洗手习惯不良等现象超过98.7%，70.45%的学生患有不同类型疾病，学生生理健康总分明显低于国内青少年平均分数。
以调研结果为依据，在共青团台州市委支持下，刘青找到自己的母校第二军医大学的志愿者，古咕丁团队开始针对青海省玉树州藏族学校开展包括双语卫生教材开发、保健室配置、健康档案跟踪、卫生习惯养成、传染病多发病防治、远程视频教学在内的医疗科普培训计划。
她带着16个人的志愿者团队，来到离县城3个小时车程的学校，在学校操场上搭帐篷，一个礼拜讲完103个课时的课程，中间还要派出几拨学生每天还要到其他学校给孩子体检。
“大北哥，我明年的项目有了新的想法……”拿完奖，下午准备开车返程，刚坐上车，她给大北发了一段微信语音，然后把手机扔在副驾驶的位置。
由于早期的公益组织大多数都是依靠互联网联系，从论坛到QQ再到微信群，所以公益圈里的人跟着技术的变化不断变化着联系的方式。但对于大北、七七、谷子等志愿者来说，大家彼此都坚信：那分根植于内心最柔软处的公益之心，不会因为技术的更替而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