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东北的雪下得早,下得厚实。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郝家村29岁的丁辉一脚踩进雪里,雪就没到了鞋梆子。他每走一步都得拔着脚,却依旧走得飞快,一个垄子又一个垄子迈过去。“这片都是有机的,一直到山那边。”他抬起手,远远地朝着一个方向比画。
这片地依着山脚。山势平缓,弯弯的像一道弓弦,环住了这片土地,山上就是水源。用小丁的话说,他侍弄的这片有机水稻,是“山泉矿物质活水独立灌溉”。
从小丁这100亩有机田再往南,过了省道,过了村里没什么效益的农机厂子,就是丁家租种的700多亩普通水稻田和500多亩旱田。那片稻田,由父亲丁建华做主,用的是传统种法,种子选的是十里八乡都在种的稻花香,化肥农药除草剂,一样不少。
老丁不看好儿子鼓捣的有机水稻:“瞎折腾,整这赔钱玩意儿。”
小丁却觉得,父亲的老思想跟不上时代了:“你就是老了,摔坑里都爬不出来了,不敢创新。”
父子俩对抗着,也妥协着。
创业和务农
丁辉说,他是被家里“硬生生叫回来种地”的。
他在黑龙江佳木斯市上大学,2012年大学毕业,原本的专业是体育,毕业后,留在佳木斯当了两个月老师。
他原本打算,就这么留在城市里,将来或许还能考个公务员。
但家里人觉得太远,电话里总是催他回来。小丁想了想,离家近点儿好,就辞职去了沈阳。他在一家有机农业公司上了一阵子班,卖农机,干得还不错,眼瞅着“都有机会升职经理”了。虽然赚得不少,在沈阳生活,花销却太大了。
“还不如回来帮我种地呢,比你现在挣得多。”父亲丁建华给他打电话。
那时候,新宾县正在推广土地流转政策,实现农业化规模经营。对把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政府还会给补贴。
搭着政策的顺风车,丁建华一下就租种了上千亩地,正缺人手,三天两头给儿子打电话,软磨硬泡,要他回来给自己搭把手。
为了要不要让儿子回来务农,丁建华和他老伴儿都差点吵起来。
到最后,小丁妥协了,回来了。但让老丁没想到的是,小丁是抱着创业当新农民的念头回家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自己创业,开大排档,卖小吃。”小丁的创业激情满满当当。他觉得,自己好歹也是个大学生,就算要回去种地,也应该跟普通农民不一样。他开始查政策,做功课,发现国家对农民实行免税补贴,“扶持力度也大,政策也挺多”,新农业创业,应该是条路。
小丁第一次琢磨有机大米这个概念,起因还是在老丁身上。
丁家是县里的种粮大户,当时,沈阳农业大学农机院的任文涛教授想找一块土地,实验一下水稻旱种的技术,种出来的稻子,他们会全部收购。任教授联系到了抚顺农发局,农发局联系了老丁。
到最后,新技术种植的水稻栽进了丁家的60亩旱田里,任教授和小丁,也坐到了一张酒桌上。
东北汉子一聊事儿就喝酒,一喝酒就聊事儿,两个人推杯换盏,聊到新农业,聊到现代化种植。小丁说,自己回乡,是想把农民当成一个职业去做,而不是像祖祖辈辈一样,只为了有口饭吃。
他考上大学的那年,郝家村一共就出了两个大学生。据丁辉的母亲回忆,村子里百来户人家,虽然每年都有上大学的,但都只有一个两个。大学毕业后回来种地的,就只有丁辉一人。在整个村里种地的农民当中,丁辉是最年轻的。
她还记得丁辉小时候背书包去县里的学校上学时的样子。那时候,学费还能缴纳粮食替代,也能给学校做工替代。有一阵子,丁辉的成绩下滑得厉害,课余时间都拿去打游戏了,她就吓唬儿子:“你不好好学习,考不上大学,将来就会跟我们一样种地。”
小丁听话了,最终考上了大学,“但现在还是回来种地了。”母亲笑了一下,表情有一点无奈。
酒桌上任教授问他:“村里你这么大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你还是个大学生,怎么回家种地了?”
“我这是大学生创业。”丁辉说。
任教授就把有机水稻的概念和细节抛给了他。
网店和供销社
2015年,央视找到老丁和小丁,邀请他们一家在纪录片《中国人的活法》中的一集里出镜,对丁家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跟踪拍摄。
影片的结尾是2015年的冬天,小丁和老丁为了有机水稻该不该继续种的问题,吵了一架又一架,甚至几次在饭桌上不欢而散。
“什么事儿都得符合事实,得有钱,有资本投进去才行,一个年轻小孩儿,怎么弄十多万元往里投呢?”老丁心里别扭,他觉得,爷俩一起干点儿常规的,一起挣点钱,实打实的,多好啊。“不能挣钱谁闲的呀!”
“你看得不够远,就能看见这个土豆,后面的豆角你就看不着。”小丁也来了脾气,指着桌上的一盘土豆和一盘豆角打比方,表示老丁掉在土豆这个碗里了,像井底之蛙。
“我就算看不了太远,也能看见两三年这个有机农业不会这么好做。大公司做了都有赔了的,你一小孩儿折腾啥?”老丁撂下狠话,“以后你的事是你的事,我的事是我的事,谁也不掺和谁。”
老丁的话,绕来绕去,还是两个字,没钱。2015年年底,小丁的资金周转不过来,夫妻两人在寒冬夜里,站在街边卖烤串。
“那段儿我俩老惨了。” 小丁的媳妇说着就乐了。事实上,她是所有亲人当中,对丁辉的有机大米事业最支持、最理解的一个。
这个县城长大的姑娘,陪着小丁下地干活,插秧除草,挑拣草籽,分装发货,帮小丁打理微店,从不抱怨。
“我到现在也不同意他搞这个。”无论是镜头里还是镜头外,老丁都气呼呼地这么说。纪录片拍完已经一年,2016年12月,这部影片获得了第六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长纪录片奖提名奖获奖作品。可在丁家一提到有机两个字,气氛仍然会骤然凝重起来。
小丁的顾客是会员制的,都加了他的微信好友,普通顾客买他的米是20块钱一斤。
打开市场是个费劲的事儿。一开始,他根本没有商标、品牌的概念,米种出来,谁想买他就卖。他看到同学和朋友开网店,自己也开了起来。
店里的LOGO是一张自拍照片,照片里的他逆光站着,头上顶着一只大草帽,站在自家的水稻田里,胳膊被太阳晒得黝黑,脸上还带着刚劳作完的疲惫表情。照片没修过,一切都是原生态的样貌。
这张照片还贴在了他卖的有机大米的包装袋上。袋子是10元钱一个的帆布袋,浆洗干净后,一袋能装10斤大米,袋口用绳子扎住,外面再裹上几层塑料布,防摔防潮防破损,还“不影响大米的呼吸”。
小丁很讲究大米的呼吸问题,为此不肯使用真空包装。起初他用过塑料袋,没想到发货之后,物流的途中袋子不知怎么弄破了,他换了布袋,又被弄湿了。最后,他使用了二者结合的方式。
“市里人吃饭太少了,10斤米能吃一个月,卖得慢,但市里人有买有机大米的习惯,能花这个价吃米。”销路打不开,丁辉也时常发愁。
他的米也没有办理有机产品的认证,没有这个,他的大米包装得再精致漂亮,也进不了超市,摆不上货架。
丁辉觉得这是“花钱就能办下来的东西”。他也给自己的大米申请过,但是他的有机水稻田种植面积太小,没达到两百亩的认证标准,没办下来。
“超市的货我也供不上,我的种植规模才多小啊。”他说。
前不久县里组织了展销会,丁辉在现场摆了两张长桌,把10斤布袋装的有机大米一字排开,中间放了两口锅,一锅煮了普通米,一锅煮了他的有机大米,现场邀请人品尝。他把自个微店的二维码贴在旁边,供品尝者扫码。
从展销会回来,小丁的店里立刻连续两天接到了订单。他曾经爱好打球,篮球、羽毛球、网球都爱打,现在也不打了,“忙着创业”。
小丁就这么10斤10斤、一袋一袋地卖着他的有机大米,在老丁看来,这种打游击一样的售卖方式,简直像是走了歪路。老一辈庄稼人,还是更喜欢成百上千斤地卖给供销社、卖给加工厂。
对儿子的微店,老丁仅止于看看页面,他虽然换上了智能手机,却仍然只用着打电话、发短信这些常规功能。
“您儿子在网店上卖大米,这个方式怎么样?”有人问老丁。
“不懂!不问!”四个字从老丁嘴里重重砸了出来。
小丁耸耸肩:“看吧,他这两年对我一直就这样儿的。”
土炕和床
2014年丁辉娶了媳妇,去年又添了个孩子,一家人四世同堂。
他家的老房子,还是小丁小时候老丁盖的,年头虽然久,这两年却重新装修过。屋里拾掇得干干净净,无论是家居摆设还是装修风格,都跟城里的公寓楼没什么两样。院里养着猫和狗,春天养在田里的鸭苗,到了冬天已经没剩下几只了,在屋后的围栏里嘎嘎地叫。到中午日头暖了,屋檐上的雪水融化,滴答滴答落在门前的地上。
老丁两口子住在东屋,睡的是东北农村最常见的土炕,比地面高出一截,连接着隔壁小仓库里的炉子,烧得暖烘烘的,小孙子穿着袜子在地上跑来跑去。
小丁两口子住在西屋,屋子正中间,摆着一张四脚大床。他爱听英文歌,喜欢刷刷微博,关注时事。
意见总是相左的父子俩,一个睡惯了土炕,一个习惯睡床,对于大米的口感,却有着相同的挑剔。
2016年的春节过后,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剧组组织了各行各业的普通观众,来对春晚的节目做出评价。央视的摄像机镜头在丁家地里晃悠了将近一年,导演想起了这爷俩,让他们作为全国新型农民和农民代表,参加春晚座谈会。
爷俩被接到了北京,住进梅地亚中心酒店。
宾馆房间很宽敞,装修很精致,每人每天100元的用餐补贴。到了饭点儿,爷俩往餐桌前一坐,开始琢磨吃啥。
“得尝尝北京这边儿大饭店的大米。”老丁和小丁都是跟水稻打交道的人,对米饭情有独钟。
米饭盛在小碗里端上来了,一看到那个碗,小丁就说,太袖珍了,“肯定不够吃”。他举起双手,指头叠着指头,比画了一个小小的圆圈。
那碗米也“贼难吃”,他只尝了一筷子,就把碗推到一边,不乐意再多吃一口了。
“这个米起码陈化四五年了,在我们老家根本没有人要。你们城里人,可能就根本吃不到新米吧?我都不提有机无机的事儿,光是新米陈米,味道就差老了去了。”小丁说着,就从墙角的米袋子里,舀了半瓢今年刚收的有机大米出来。
这米还是生的,一股米香已经扑面而来,因为灌浆而尖端发白。
“是好米,一等粮。”老丁沉着嗓子,对儿子这一年的劳动成果给了一个肯定的评价,但对销量和前景,他依然不看好。
“有机农业这个有前景。”小丁说。
“什么前景,钱没了,光剩下景儿了。”老丁立刻犟回去。
整整一年里,老丁脸上最有笑模样的时候,大概就数这一年的新米出锅时。白腾腾的大米饭在碗里砸得瓷实,顶上还冒着尖儿。对农民来说,这样的一碗饭,才够他们在高强度的劳动后维持体力。
丁家来到这片土地上讨生活,是在闯关东的年代。他家祖上是山东人,逃着荒讨着饭,扎根在这片黑土地上了,几辈人都是种田的。
丁辉母亲家里也是闯关东过来的,她下地干活儿的时候,也是一把好手。小丁种的这片有机田,需要人工除草,一到农忙的日子,就得全家总动员。那段日子,她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这事儿她一提起来,就忍不住抱怨几句。
“还得帮他挑草籽儿呢。”丁辉的奶奶在旁边搭腔。老人家70多岁了,没法儿下地里干活了,但等到大米收上来,到了挑草籽的时候,奶奶也会动手帮忙。小丁不愿意用筛米的机器,因为用了这种机械化的设备,会“影响大米的口感,降低营养价值”。
再怎么跟儿子意见不统一,该干的活该帮的忙,老丁都没闲着。
一把有机米捧在手里,白色的米里点缀着黑色的草籽,看着显眼,却又小又滑溜,用指甲一捻,就容易带起一撮大米。100斤大米,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挑就得是一天。
他们留着自家吃的大米,从来不挑草籽,一锅饭蒸出来,草籽也就煮软了,“味道还不错”。但卖给客户的那些,就得有个好卖相,每次有订单要发货了,丁辉就得再动员全家,每人发个口罩,发个小镊子,一起挑草籽。
化肥和鸭子粪
从选种子开始,有机水稻就和普通水稻不一样。“必须得选抗病抗虫的品种,还得是分蘖儿强的,发芽率高的。”丁辉细细解释。
所谓分蘖,就是指水稻的枝干能分出多少分枝来,一个穗儿当然是分得越多越好,就能多收很多大米。好的有机水稻种子,比普通种子贵了很多倍。抗病抗虫则是因为不能上农药,只能让稻子自个儿硬挺着。
他家的水田一直种着稻花香大米,老丁是选种子的好手,前些年的收成都不错。
每年的4月15日是开始育苗的日子,然后就是灭茬,需要拿着镐头,人工刨掉地里残留的秸秆。接下来就该扬肥料了,到4月底之前,就得完成播种。
有机田用的是有机肥料,小丁家专门去养鸡场收了发酵好的天然鸡粪,价格更贵。
普通地里用的是化肥,一亩地300多元钱的尿素,铺得一层又一层。老丁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用的化肥和农药的量,远远超过了标准。
“地力早就不行了,不放那么多,亩产量根本上不去。”老丁感慨,“现在的土地,用化肥用得都板结了。还有农药,不用那么多,虫子都杀不死,都有抗药性了,要是把现在地里产的普通大米拿去化验,就没有不超标的,在水里泡多久都没有用。”
老丁一边说着,一边摇头。小丁也激动起来了:“我现在有孩子,不想让我的孩子吃着农药超标的大米长大。”
这一番话,丁辉总挂在嘴边,也常跟自己的朋友们探讨。和他同村的黄金龙家里有几亩林地,种了苹果,也是有机种植,不打农药。黄家的苹果吃起来又脆又甜,看着却不大不红,因为没有打蜡,表面也没什么光泽。
邻村吴宝钢的故事更让人唏嘘。吴宝钢用传统的老法子养着牛,牛牵到屠宰场,跟别人家注射了瘦肉精的牛一比,人家的牛都膀大腰圆,瘦肉多肥肉少,吴宝钢家的牛屁股都不如人家的饱满,卖相不好,被退了回来。
“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三个人聚到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地感慨。最后,小丁总结:“咱的东西看着不好看,但东西好,市场不认,就认看着漂亮的。号称5块钱一斤的有机大米搁那儿卖,谁乐意去买20块钱一斤的呢?真东西叫假东西给毁得不行了。”
有机大米想要卖相好,就得抛光,打磨得“溜光水滑”的,但那样的大米,最有营养的一层就被“抛”掉了。小丁捧出一把没打磨过的糙米,淡黄色没什么光泽,吃起来还会拉嗓子,是地地道道的粗粮,却也是大米最有营养的状态。
这两年,每到除草的时候,就是丁家一家人最累的时候。老丁的水田面积几乎是小丁的十倍大,却可以一把除草剂撒下去,就解决半个月的除草问题。
小丁的地就不行了,只能选择人工除草和养鸭养鱼生态除草。鸭子粪施肥,小鸭子还可以吃草,代替肥料和除草剂。
起初,丁辉用了任文涛教授推荐给他的太阳能音乐鸭舍,就安装在地里,提前先训练鸭子半个月,放《小苹果》是出去,放《江南style》是招回来。
后来,小丁嫌电子鸭舍又重又麻烦,就换成了普通鸭舍,每天早上放鸭苗到地里,晚上他去喂食,在鸭笼旁边拿个破盆,当当当一敲,鸭子就都回来了。
田里有蛇,有黄鼠狼,都会逮鸭苗吃,几乎每天,小丁收回来的鸭苗都要少个几只,最多的一回,有十来只都不见了踪影。
“没准被谁家抓回去了吧。”小丁苦笑。
光靠鸭子除草还是不够,等草长得多了,就得人工除草。本来给自己的水田撒完除草剂后挺悠闲的老丁夫妇,就被“抓了壮劳力”。
老丁照样一边帮忙一边抱怨:“太累了,干不动了,种地这些年都没这么累过!”
老伴儿抱怨归抱怨,还得打圆场:“老农民不种地又能干啥。吵架归吵架,地还是得种。”
实在忙不过来,就得雇人,插秧,除草,还有最后的收割,人力成本的支出,又是一大笔钱。
成本高的同时,有机水稻的产量还低。老丁地里的稻花香,平均一亩地能产八九百斤,小丁的有机大米,亩产还不到老丁的三分之一,去壳儿后,一亩地大概只能收二百多斤。刨除成本,一斤大米得卖到20元才有得赚,比一般超市里的大米贵了四五倍。
“现在打着幌子卖的有机大米很多都是假的,成本就在那儿呢,怎么可能卖那么便宜。”提到这个,小丁忿忿地拿出手机点开几个网店,一页页翻着,指着低价有机米,重重地说:“假的。”
但这些低价、有品牌、有认证的“假有机米”在,他的“真有机米”,却越发难以打开市场,一度举步维艰。
他不知道的是2016年12月20日,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提到国家要实施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县里推荐小丁去铁岭参加一个辽宁省组织的“现代青年农场主创业孵化培训计划”,他听了一个星期的课,参观了几个水稻合作社。有个教授讲的是“新农民运营智慧”。
“希望将来各位能做出一番事业。”教授在台上说。小丁专门把这段话录下来,发到了朋友圈里。
父和子
12月的郝家村,白雪覆盖着结了冰的河面,覆盖着房顶,也覆盖了家家户户堆在院子里的玉米棒子。
老丁端起酒杯喝了一口。他今年53岁,每顿饭都喜欢喝点儿小酒,一杯酒下肚,脸也红了,话也多了,语速也快了。
“十月底就下雪,我从没见过下这么早的,稻子全捂地里了。我家收得及时,才捂住十几亩,村里还有人家捂住了几百亩的。”他憋了一肚子的愤懑,对儿子,对庄稼和收成,对2016年冬天这场来得太早的大雪。林林总总,都要借着酒劲儿,小小地烧灼一把。
提起堆在院子里的玉米,他重重放下了杯子:“今年种玉米的都赔惨了!没钱了!全完了!没法干了!”
“6毛钱一斤都没人买了,”小丁在旁边补充了一句,“去年最低也要卖9毛的。”
小丁介绍,从2016年起,国家实行8年的玉米临储政策取消了,改成了“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之前,国家统一公布玉米质价,通过临时收储保护玉米种植者。今年玉米价格随行就市,国内库存较高的玉米市场,一下就“消化不良”了,大量的玉米棒子,滞留在了基层农民的院子里。
尽管今年中央财政直接对玉米种植者给予补贴,但比起跳崖一样的玉米价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所以说,咱还得创新,再照着老法子种地,赚不着钱的。”小丁借着这个机会,试着要说服老丁,“你那样种地,一年一年就跟赌博一样,今年看着这个卖得好就种这个,没准明年就砸手里了。”
老丁摆摆手,根本不理他。
这位老农民,这几天正忙着四处寻找性价比合适的大豆种子,他打定主意下一茬不再种玉米了。短短一个中午,他就打了三个电话咨询这事儿。
“我今年赔了十万!”老丁没好气儿地说,又拿眼乜斜了坐在旁边的小丁,“还不知道他今年赔了多少呢。”
小丁脸上有点儿挂不住了,低着头没吱声。
他也还欠着十万元左右的外债,是跟村里人借的,镇上的农业银行不肯贷款给他,因为他没有抵押用的商品房。
“为啥不能用农机设备呢,想不通。”小丁朝着自家院里的收割机扬了扬下巴,“这机器得值十来万呢。”
这台收割机将近3米高,轮子上缘高过了父子俩的腰。2008年,老丁离开沈阳回到家,拿多年当建筑工人的积蓄,租了上千亩地,还买了这台收割机。他是这个村里头一批使用农机设备收割庄稼的农民,算是郝家村农业机械化的领军人物。
他家除了水田,还长期稳定租种着500多亩旱田。其中有一部分旱田种了药材,包括短梗五加和蕨菜。老丁去镇上农发局,给他家的短梗五加申请了有机认证,不上化肥,不打农药,拿国家的有机补贴。
其实,他也不是不能接受新农业、新概念。
“那得看怎么个新!种有机大米,那得有成本,得有钱往里砸,我们家哪有那些个钱啊,整有机大米的都得是大企业,大农场。”丁建华手里捏着筷子,连说带比画。
丁辉也怄上了气,家里人几乎都不看好他,都劝他说这事儿做不成,他反倒犟了起来,咬着牙想干出个样子,好给大伙儿看看。
“我就稳稳当当地,滚雪球一样慢慢做大吧。不能一下整太多,那玩意儿成本太高。” 他是乡镇种植有机大米的头一个。附近村子也有人学他,一下就整了500多亩,还去办了有机资格认证,最后赔了很多钱。丁辉也知道,父亲是担心他,怕他也落得那样的境况。
但他觉得自己并不盲目,路子也是对的,开头艰难,最终会走得通。他媳妇家里在新宾县城,岳父岳母在做炸糕买卖,有着自己家的铺面。岳父还喊他合伙一起干这个买卖。
“其实他们也不看好我种有机大米,”丁辉苦笑,“但我还年轻,还能尝试,就算摔跟头也没啥。要是过几年实在不行,我再去县里做买卖也不晚啊,算是有退路的吧。”
东北种的是一季稻,到12月底,庄稼早已经收割了,只余下短短的茬子,还没完全被大雪覆盖,白色的雪面上冒出一撮撮棕黑色的尖端。
来年4月整地、起垄、灭茬的时候,它们才会被清理掉,一茬又一茬,一年又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