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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在《尽心》（上）说过这样一句话：“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翻译成现代语则是：要等到有文王这样的圣君出来支持才能成就事业的人，是平庸的人；至于真正的英雄豪杰，即使在没有圣君的时代，也能做出伟大的事业！
我很惊讶于这样的话出现在孟子的作品中，我认为，这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一起，标志着孟子政治思想的光辉顶点。伟大的人民能管理好自己，他们不需要圣贤与帝王的安排！这与著名的《国际歌》是一脉相通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孟子的这种大丈夫人格，也是时代的赐予。孟子是他那个时代原野上的参天大树，也只有那个原野可以有参天大树。随着专制渐深，能生长的便多是一些“无人知道的小草”了，满足于“大地把我拥抱，太阳把我照耀”。
时乎？势乎？明太祖朱元璋就不能容忍孟子。
朱元璋年轻时不读书，只杀人。等到杀上王位，才开始读书。一读，才知道在孔庙里配享孔子、受后人祭拜的孟夫子，原来对权势是如此大不敬！这位专制魔王大动肝火，他破口大骂：“这老东西如果生在我明朝，他能免于一死吗？”
朱皇帝恨不得把他大明王朝的鬼头刀伸向先秦，去砍杀孟子。他可能还在他阴森森的宫殿中谋算过，要学伍子胥去掘坟鞭尸呢；至少他是把孟子从孔庙里赶出来了，把孟子的书删节了。我在六百年后仍能听到朱皇帝咬牙凿凿，仍能看到他眼中邪火闪闪；但反过来看，一个人的文章能让千年之后的暴君恶棍如此咻咻不已，肯定是好文章！
孟子是“亚圣”。从学问渊源上讲，他算是孔子的嫡传。他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门下，而子思又受业于对孔子思想“独得其宗”的曾子，这就显示了孟子的正统地位。这个正统地位，连野心极大用心极深篡位之欲极强的唐代韩愈都不敢有任何微辞。
但是，孟子的“亚圣”地位不是靠嫡统，而是靠他对儒门的巨大贡献。可以这样说，在孔门的历代弟子中，要数孟轲先生最有斗志，有干劲，有热血，有脊梁，而又最无私心，无渣滓心，无势利心。一句话，最无“小”心。
孟子对儒门的大贡献，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他把孔子的“仁”发展到“义”。孔子谈“仁”也谈“义”，孟子谈“义”也谈“仁”，但两者还是有侧重点的不同。孔子重“仁”，孟子重“义”，所以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仁”“义”的区别在哪里？其实两者本质并无不同，只是表现的地方不同。孟子进行过区分，他说：“仁者，人心也；义者，人路也。”——“仁”是人的内心修养，“义”是人所遵循的正道。孟子又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仁”是人安身立命之所，“义”是人行事的正确法则。
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义”，表明他更注重对人的外在行为的评价，这除了表明他更希望人把仁心表现出来，施及于人，也表明他更注重实际——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思想我们无从知道，也无须知道，无须控制也无从控制，只要他的外在行为符合道德规范即可。所以，“义者，宜也。”——“义”就是行为适当。孟子的“义”比孔子的“仁”更具体可行，更具有操作性。
有一次，齐宣王坐在朝堂上，看到一人牵着一头牛从外面经过，这头牛一边走一边发抖。原来这头牛要拉去宰杀，用牛血去衅钟。宣王看着牛发抖心里不是滋味，就下令放了这头牛，另外换一只羊去衅钟。这件事让孟子知道了，他据此一口咬定齐宣王有仁心——连宣王自己都不大相信，为了把这块王料子雕琢成器，孟子教导他说，光有内在隐藏不露的“仁心”是不够的，只有把心中的仁爱表现在政治政策上，推恩于天下，才能真正有益于百姓。他尖锐地批评齐宣王：“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乃是“不为”，也就是不在外在行为上行“义”。
第二，孟子不仅把孔子的“仁”从道德角度发展为“义”，还从政治角度将之发展为“仁政”，也就是他的“王道”。孔子也讲过“仁政”，但其内涵没有详细说明，显得空洞而浮泛，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操作层面，都没有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孟子接过手把这工作做完了，他把孔子的伦理思想演义为一整套的政治构想，完成了由学术向政治的过渡，学者成为政治幕僚，孟子也就自封为“王者师”。
孟子这套理论，使得学统、道统与政统融合无间，合二而一，从而“学”与“仕”不再有任何学理上的隔膜，“学而优则仕”变成了“直通车”，“士”变“士大夫”也成顺理成章之事。当然，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必然是专制政治，专制政治也必以道德为基础——孟子这一套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政治构想，必然与专制政治“狼狈为奸”、贻害无穷。
孟子的政治构想很有一厢情愿的味道：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因此就有了仁心的苗子，把这仁心加以扶植，且使之枝繁叶茂，这便是“修身”了；然后用这光辉的自身作样板“刑于寡妻”（给妻子做道德示范）便是“齐家”；“以御于家邦”（以此治理国家）便是“治国”；用仁政治国就是行王道，行王道自然“天下莫之能御”（天下没有人能够抵挡），从此也就“平天下”了。孟子这套政治理论的幼稚之处在于，他的严密逻辑之中有一环错了，而且还是关键的一环：如果一旦不能证明人性是善的，并且君主们都能不失其善的苗子，且在花天酒地醇酒妇人以及血腥“相斫”时还能扶植这棵善苗，使之蔚然而成大气候，那么，孟子的整个政治建筑就将土崩瓦解。——在孟子这棵政治大树上，不知吊死过多少代的英雄豪杰与智谋之士，直到“五四”之后，以蔡元培、李大钊和胡适等十六人为代表的知识界，还提倡过“好人政府主义”呢。
孟子对儒学的第三大贡献就是“性善论”。孔子不愿意谈人性，他可能意识到这是一个不能解答的问题。《论语》中只是模糊地提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只是说人性之初大致相近，有共同的人性，并未做善恶之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都与孔子不矛盾。但孟子的性善论是儒家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基础，后来程朱等人也是明白人，他们严厉批评荀子的性恶论，并以此认为荀子已经失去儒家的根本，就是知道在性善论上不能做丝毫让步，因为这一步让出去，儒家就没有了立锥之地。但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孟子在他的七篇大作里也没能证明“人性善”，无论是生活在古代书斋里的程朱老儒，还是生活在现代洋楼里的新儒，也无论时代进化到了哪里，他们也还是不能证明“性善论”。
在对人性本善的论证上，聪明绝顶的孟子已经绞尽脑汁了，能想到的都想到了，能利用的都利用了，以致后来的程朱及当今新儒家，也提不出什么新东西，只剩一些空洞的欢呼。——我想，人性问题，无论是证善还是证恶，都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这极有可能是孔子都意识到的一个不能证明的问题。它不属于理性范畴，而可能属于非理性范畴。孟子运用不少经验证明，我们认为经验证明不是有效证明，同时，我们还可能举出许多相反的经验。比如孟子用“恻隐之心”来证明人性本善，使用的就是经验证明。我们每人几乎都有触动恻隐之心的经验，好像其普遍性足以证立人性本善；但我们是否也普遍地具有“小人之心”的经验呢？如同孟子所说，我们看到一头牛将被杀，一个小孩将落井，马上就会有怜悯和救助之心涌现；但另一方面，我们是否也暗暗地有一些别的思想和感情呢？比如妒嫉、幸灾乐祸、你争我夺等。
既然不能证明人性本善，我们就不能认同孟子的政治构想。当我们认定性善，撤去一切对权力的自我防范，把一切都交给一个“圣明”的皇帝，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有多少庸君、昏君、暴君，甚至荒诞之君，就有多少凄惨的结局。
孟子伦理政治构架有逻辑缺陷，但这并不影响孟子作为个体具备“浩然之气”的人格光辉。
这决定于孟子在价值层面的选择。对照本文开头所引《尽心》（上）里的句子，我们可以看到：孟子一方面制造政治权势，一方面也蔑视政治权势。
孟子“性善”、“养气”、“仁义”，在与君主的关系上，有着十足的“大丈夫”气。他在齐国就只做客卿，“以道自任”，“不治而议论”——也就是保持文化批判的权利、自由与视角，保持文化的独立品格。孟子说过“大德者不官不王”，这更是知识分子和知识独立的庄严宣言。
齐宣王是孟子最好的对话者。孟子在稷下学宫“好辩”的名声太大，而且辩论风度极差，辩不过就骂人，如说杨墨“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人们都对他敬而远之。这时齐宣王派人来请他去聊聊，应该是雪中送炭，孟子偏偏还摆架子，说什么圣君有不招之臣，必须先师之然后臣之，让齐宣王来见他。孟子还糊弄了一个理念根据，说受人尊重有三点：年纪大，学问深，地位高；齐宣王只占了“地位高”一条，而我孟子占了其余两条，二比一，当然应该是他来见我。孟子食人之禄却没有一点谀媚之态，齐宣王位高权重却没有一点蛮横之状，这是理想的文人与侯王的关系，也是理想的“道”与“势”的关系，我们从孟子那里见到了。
孔子是“畏大人”的，而孟子则越是在“大人”面前，越是昂藏一大丈夫。——也只有在如此伟大的“民”面前，“君”才会轻。
在先秦散文大家中，数孟子和庄子最为偏激，但他们的文章也因此最好看。与偏激的人聊天较有趣味，与公允之状可掬的人打交道则乏味透顶。读文章也如此。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庄子有大癖，所以他的文章中有大深情，深不可测；孟子有大疵，所以他的文章有天真气，真气淋漓。
自诩孔孟传人的程颐对孟子本是敏感的，但由于人格萎缩，他刚说出“孟子有些英气”，随即又说“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让人无尽悲哀。——孟子有英气，英气勃发，那是丈夫初长成时的阳刚之气；孟子有圭角，凛然难犯，那是男儿的铮铮傲骨，无一丝邪媚之态：这正是孟子最了不起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