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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回家过年。”越临近春节，陈丹丹暗下决心的次数就越频繁，“妈妈开着麻将馆，春节最忙，也没空管我。”她给这个决定找了很多理由，可对亲戚朋友“关心”的“恐惧”才最具决定性，“评论我的工作，催我结婚，问我在国家队一个月收入多少钱？”这些问题，对单身、独自在天津依靠微薄收入维持钢管舞梦想的陈丹丹来说，每个都是复杂工程，“他们不会理解。”她决定，过了年再回家和妈妈相聚。
这样的矛盾也困扰着王洁儿，虽然她不需要再向亲戚解释：“我跳的钢管舞不像你们想的那样。”但新的问题出现了，“你们现在厉害了，都上新闻了，在国家队能经常出国吗？演出能挣很多钱吧？”王洁儿说不清楚，其实，每次出国比赛的费用都是自己教课攒下的，有时还需要父母贴补。更何况，一个月前，她和队友的照片还刷爆了亲友的朋友圈——北京时间12月11日，“钢管舞国家队”在国际钢管舞锦标赛中因主办方未悬挂中国国旗，放弃了决赛资格。
不想人生就这么被安排
“你们上头条了，你要成网红了。”当姑父把退赛的新闻转给王洁儿时，她完全没想到这件事会有那么多人关注，想起新闻里所有队员和自带的五星红旗合影的照片，她打趣说：“早知道好好拍，这张不漂亮。”可谈到退赛本身，她便收起玩笑，“国旗的事情零容忍，退赛是没有分歧的决定。”
意大利此行，王洁儿没少花父母的钱，虽然没有完成比赛，可她收获了大哥的一句“懂事了”，在全家都反对她选择钢管舞的情况下，这种肯定的声音在以前她拿到奖牌时也很难获得。王洁儿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自从她决定成为钢管舞运动员时，家里的氛围就徘徊在“冷战”和“争吵”两个极端，“我家在广东东莞生产毛衣，两个哥哥都听家里安排继承家业，但我才21岁，不想人生就这么被安排了。”
2014年，打听到中国各地的钢管舞好手都在位于天津的中国钢管舞训练中心学习，7天免费试训的机会，让王洁儿和5个朋友买了火车票前往天津，20多个小时后，她确认了“这不是低俗的钢管舞”，于是回家把自己的选择告诉了父母，尽管万千个不愿意，但爸爸还是陪着女儿来到天津，放手给她独自闯荡的机会。于是，在天津天塔附近一片商业区里，混在KTV、火锅店和网吧中的一间舞蹈室，就成了王洁儿安放事业的家，“刚来连超市都找不到，吃的也是‘一张大饼夹一切’，天天想家哭到半夜。”可王洁儿依然没有妥协，在和父母的“对峙”中，她很清楚，凭借他们无私的爱，她会是“胜利”的一方，“平常再严厉的话都说了，但一比赛还会问钱够不够，我知道他们的爱，只是彼此不知道怎么表达。”
不比赛时每天训练至少3个小时，比赛前至少七八个小时，体能、软度、技巧，一堆课程下来，唯一的心愿就是瘫在床上不再动弹，一周六天都是宿舍和练习室两点一线，唯一的休息日半天用来睡觉、半天用来洗衣服、收拾屋子，走不出片区，王洁儿一度觉得“天津好像没有年轻人，每天看到的都是楼下遛狗的大爷大妈。”
“哪儿有时间找男朋友？”陈丹丹比王洁儿早一年适应着在天津的生活，2013年6月，江西姑娘陈丹丹无意中在体育新闻里看到中国钢管舞领军人孟依繁的一张照片，“没见过那么特别、那么美的舞蹈。”她点下鼠标右键，把照片存进了QQ空间，开始搜索关于钢管舞的一切。当时，21岁的陈丹丹在舅舅的公司里上班，也是“被计划过安稳日子”的女孩儿，但因从小因家庭原因而堆积起来的叛逆，既写下了她钢管舞故事的开头，也成了她不断挑战高难度技巧的动力，“从小我就很好胜，不想认输。”这种倔强甚至用在了妈妈身上，初到天津时，骄傲的室友很难接近，陈丹丹总是躲在被子里哭，她总是怀疑自己的决定，但又“不愿让他们觉得我瞎折腾，忍忍就好了。”
尽管，身为国家队队员，但“钢管舞”3个字因其身上浓厚的“色情”标签，还是让大多数钢管舞运动员的父母心怀担忧，陈丹丹最终说服家人，靠的是一场比赛。2015年中国钢管舞锦标赛，陈丹丹在外公、外婆、妈妈和舅舅的见证下夺得女单冠军，她在灯光、音乐指挥下展现的力量与技巧，刷新了观众对钢管舞的认识，也让家人由衷地感到自豪。作为力量型选手，陈丹丹有很多令人讶异的绝技，在抗日题材作品《燃烧的1937》中，她攀上4.8米的钢管，仅靠脚背和脚腕就把自己固定在细细的钢管上，整个身体水平探出，像一面飞扬的旗帜。为挑战极限，无数次摔落和脚部钻心的疼，只有家人能洞察，“那天我外公看到我说，你能做这些动作，一定吃了很多苦。”刚才还在教室里训学生的陈丹丹，陷入回忆里，泪腺崩塌得突如其来。
带着镣铐跳舞
但愿意像陈丹丹的家人一样，坐下来重新了解钢管舞的人仍是少数。“大家还是认为钢管舞登不了大雅之堂。”钢管舞国家队领队袁标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从他触碰钢管舞以来，承受争议就成了习惯，“其实，钢管舞也分竞技类、健身类和大众印象中酒吧里的娱乐表演类，我们强调的是钢管舞的竞技性。”
2011年，孟依繁首次登上钢管舞世锦赛舞台，进入24强，竞技钢管舞在中国开始受到关注。2016罗马尼亚世界钢管舞锦标赛男单冠军柯宏的解释是“竞技类钢管舞是以钢管作道具，在上面进行劈叉、旋转等技术动作，难度系数不亚于体操。”据他了解，国外很多选手都是从艺术体操和杂技转行过来，而国内因大众对钢管舞的固有印象不佳，所以人才储备并不容易，“男女比例大约2∶8”，而全国从事竞技钢管舞的运动员，据袁标透露，“大约200人”。
一开始，袁标曾想过为竞技类的钢管舞“正名”，可无论中国舞蹈协会、中国体育舞蹈协会还是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最终都未将其纳入“管辖范围”，这也为此后见诸报端的“钢管舞国家队”招致非议埋下伏笔。“2012年，我们第一次组队参加世界钢管舞锦标赛，自称‘中国代表队’，见报后就成了‘国家队’。本来我们作为国内唯一得到国际钢管舞运动协会授权的队伍，代表中国参赛，说国家队也无可厚非，但‘不官方’、‘不正经’等质疑声越来越大，我觉得体育是属于大众的，不能没有立项就不能比赛了。”但没有立项，让竞技钢管舞和其他运动项目最直接的区别是，队员所有出国参赛的经费都要自己解决，“队员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我们是把所有钱用来办赛、办舞台剧。”
“它能让人飞起来。”从大约10年前初次在国外的酒吧里见到钢管舞起，袁标就看中了离心率能引发人们的好奇。于是，不适应法律界气候的袁标放弃了律师的工作，从“全村的骄傲”成为中国竞技钢管舞的推广者，这个转变，被很多同学视为“黑化”，大学里长发飘飘、弹着吉他的文艺青年，不仅没走律政精英的路子，还去研究“低俗”的钢管舞，“很多朋友不再搭理我了。”偶尔的交流，出现在他朋友圈有关钢管舞的文章下，“不就是脱衣舞吗？”袁标苦笑，没有解释，因为在他看来，竞技钢管舞甚至能搬上舞台，因视觉空间能从地面延伸至空中，加上灯光、舞美效果就能成为新的艺术表现形式，“钢管舞不仅要有比赛，还要有呈现‘作品’的舞台。”
袁标尝试过很多次视觉剧计划，但无人喝彩。前年，他们把钢管舞编排成舞台剧，想在剧院演出却屡次遭拒，“800人的剧场只卖出1/5的票，刚够租金。”甚至2012年打算把比赛办进剧院时，离开赛还有两天，他们便被举报了，“文化执法大队来，说钢管舞有伤风化。”袁标只能无奈承受，“我已经千锤百炼了。”
曾经尴尬的自我介绍
钢管舞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有说脱胎于原始部落生殖崇拜的舞蹈、有说源于19世纪美国工地上建筑工人的自娱自乐，亦有说与中国杂技爬杆技巧有关。但到了上世纪20年代，钢管舞才真正被贴上“色情”标签，马戏团里女演员绕杆的表演让情绪低迷的人们有了新的娱乐视角。此后，随着钢管舞成为夜店标配，这种性感元素被逐渐放大，以至于掩盖了其技术展示的潜力。
“很多人觉得钢管舞的服装比较暴露，其真正的原因是增大皮肤和钢管的接触面积，这是完成技术动作的要求，但被注意到的只有‘诱惑’。”袁标记得，在2010年以前，国内的钢管舞尽管也出现在健身房，但穿着旗袍走杆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要扭转人们对钢管舞在酒吧中氤氲多年的印象，“至少还得5～10年。”
可一些细微的变化也在酝酿。通过这次退赛事件，这支特殊的队伍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不同以往，点赞者居多，嘲讽者渐少。袁标注意到，以往自我介绍时，对方一听“钢管舞”3个字，顶多给予礼节性的握手，但现在会有人多句寒暄：“意大利退赛的是你们吧？”
这种自我介绍时敏锐捕捉他人情绪的能力，几乎是所有钢管舞从业者的特质。王洁儿能明确感受到她自我介绍后，对方在进行不友善的联想，还是真诚地报以好奇，“眼神很明显”。柯宏则有更直观的案例，以前提到自己的职业，对方第一反应是“你在哪个酒吧跳？我能去看吗？”但现在，更多人会提到“那个很需要力量和柔韧性吧？”正是这个不假思索的反应，让柯宏看到钢管舞在中国的变化，而他也在尽力推动这种变化——前几年，他在课堂上展示的第一个动作一定是拉着钢管做波浪摆动，或者撩拨头发，以展示钢管舞“性感”的一面，但现在，他会选择劈腿、小旋转等需要技术含量的动作，“第一印象很重要，我想让别人知道钢管舞是有技术含量的，是展现力与美的，不要只觉得性感而已。”在柯宏看来，钢管舞本身是张白纸，色彩都是由演绎的人去涂抹的。
但从陈丹丹的经历来看，撕掉固有标签的过程还很漫长。经济拮据时，她曾进酒吧里进行过一个月的表演，但在她卖力展现高难度技巧时，得到的反馈却是“扭得太少”，“我发现台下的掌声不是给我的技巧，这不是我要的钢管舞。”陈丹丹因此离队了将近一年，后来因比赛的机会再次复出，这次，她明确了自己的目标，“真正的钢管舞，不仅要融合拉丁、爵士、芭蕾等多种舞蹈风格，还要在担忧安全性的时候保持神色优雅。这是很难的挑战，我要把精力花在赛场上。”尽管，她始终回答不了思索了千遍的问题，“以后怎么办？”
为了完成一个技术动作，陈丹丹的膝盖窝、腰部、大腿内侧、大臂内侧和手掌常年挂着淤青和老茧，柯宏的脚背也像个绘制复古油画的调色板，汇聚着皮肤本身的黄、起了茧子的深黄、旧伤疤的褐色以及新伤口的鲜红。但对高难度动作挑战的欲望，却让他们无法放手回到非黑即白的世界，即便压力依然存在。
当去年9月拿到中国钢管舞锦标赛双人组季军时，王洁儿没有刻意告诉父母，“他们看到我发的朋友圈，然后主动问我，拿了什么成绩啊？”王洁儿只是把奖杯交给妈妈，妈妈没吭一声，把女儿的荣誉放进了保险柜。于是，绝对的反对有了新的转机，“他们告诉我，如果2017年的比赛我还能进前三，就让我继续跳，如果不能，就回去听安排。”
王洁儿没有反驳，只在新年旧岁许下愿望，毕竟，当年还算繁荣商区如今已近荒废，她依然在这个教室里努力成为更好的“速降王”，所以，在她听来，“行业有前途吗？能挣到钱吗？”这样的问题十分刺耳，就像身后一名运动员从杆顶突然落下，大腿皮肤和钢管擦出的火辣辣的声响。
本报北京1月8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梁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