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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藏袍，吃着奶渣、牦牛肉干，唱起祝酒歌。1月23日中午，武汉大学桂园餐厅内一派节日气氛，50多名寒假不回家的藏族大学生提前吃了顿团圆饭。
这已是武大退休教授杨昌林第39年自掏腰包请藏族学生吃团圆饭了。头发全白，耳朵有点背，讲起话来中气十足，今年81岁高龄的杨昌林体力虽不如以前，但仍为在武汉的藏族学生奔走劳累。
39年来，杨昌林和妻子次仁德吉为武汉高校藏族学生搭建“武汉之家”，将自己收入的近1/3用于这项事业，每年入学时的“迎新饭”、毕业时的“欢送饭”、春节时的“团圆饭”，是与藏族学生雷打不动的约定，他关爱、帮助过的藏族学生达3万人次，被藏族学生亲切地称为“阿爸”。
“援藏是我一辈子的事业”
1965年，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的湘西小伙子杨昌林“抢”到去西藏昌都地区支援的指标，一年后他又主动申请去了阿里高原。
与藏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杨昌林与他们建立了真挚、深厚的民族情谊。
“你是不是很快要回北京了？”有人不止一次问杨昌林。
“我是党派来的，要在西藏干一辈子！”杨昌林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
进藏4年后，杨昌林与藏族姑娘次仁德吉结婚，更加坚定了扎根西藏的决心。
1972年，杨昌林被从基层调回阿里地直机关工作，负责组建体委并任干事兼教练。
“当时整个体委就我一个体育专业的大学生，要把阿里地区的体育事业搞起来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很多藏族群众不知道我的名字，但知道阿里有个‘杨体委’。”杨昌林说，这个称谓是群众对他工作的肯定，比担任任何职务都让他感到骄傲。
因为长时间在高寒缺氧地区高强度地工作，本打算在藏区工作一辈子的杨昌林突发高原性心脏病，一度昏迷10个小时。领导对他下了“命令”：不许再回山上工作。
1978年，杨昌林和次仁德吉被调入武汉大学工作。
“老杨，武汉有那么多学校，你帮我物色一所学校为我们培养财会人员吧。”下山前，阿里地区财政局的领导向杨昌林求助。
杨昌林很快联系到当时的湖北金融高等专科学校，为15名西藏学生开设班级。由于常年生活在雪域高原，这些学生一时适应不了武汉的湿热气候，个个身上长满了疙瘩，又痒又疼。杨昌林夫妇听说后，急忙赶到学校，帮孩子们到处寻医问药，最终治好了他们身上的“怪病”。
这一次救急之后，夫妇二人决定，为远离家乡和亲人的藏族学生建一个“武汉之家”。
此后近40年里，武汉高校的藏族学生都知道，武汉有位“汉族阿爸”，遇到困难找他出主意帮忙，事情总能解决。
“是国家和党培养了我，身体不争气让我未能实现‘扎根西藏，干一辈子’的誓言，但回到内地坚持多年帮助培养藏族学生，让我不再遗憾。”多年后回首往事，杨昌林无限感慨。
“这就是你们的家”
2005年9月，来自西藏日喀则地区的达娃扎西到武汉上大学的第二天，就被学长带到杨昌林家吃饭。
一进家门，达娃扎西就被客厅墙上的布达拉宫挂毯和两侧的藏语祝福，以及桌上的牦牛肉、奶渣吸引。
大家没有闲着，分好工和杨老师一起做饭，像在自己家一样。眼前的一切让达娃扎西忍不住拿起一块牛肉干吃起来，同学在一旁说他不知道害羞。这时杨老师端上一壶酥油茶，用藏语笑呵呵地说：“吃吧吃吧，这就是你们的家。”
那一天，杨老师给大家讲了很多以前达娃扎西的学长们的励志故事以及他援藏的经历。
“杨老师竟比我这个本地人还了解我的家乡。”达娃扎西从初中就到内地读书，杨老师对西藏的感情和付出让这个家庭的“新成员”感到吃惊。
像往届藏族学生一样，达娃扎西在武汉找到了“家”的感觉。此后，他经常去杨老师家“蹭饭”，也不用提前打电话告知。吃过饭，他会像其他人一样，帮忙洗碗收拾一番，再与杨老师聊会天才回宿舍。
从与杨老师的聊天中，达娃扎西了解到，杨老师由于父母早逝，靠国家助学金和勤工俭学完成大学学业，“他时常告诉我们，是党和人民的长期培养教育，才有了他的今天”。
杨老师鼓励达娃扎西尽早入党，“入党后，可以更好地领导家乡人民脱贫致富，为家乡为祖国作出自己的贡献”。
大一下学期，达娃扎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上大二时他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是班上第一批入党的学生。达娃扎西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在杨老师的关心和帮助下，他考上了研究生。
达娃扎西坦言，杨老师对藏族学生的无私帮助，对他的影响特别大。读研期间，达娃扎西肩负起和杨老师共同照顾西藏学生的担子。
研究生毕业后，达娃扎西回到西藏。本来在拉萨市城乡规划局工作的他，去年主动申请到城市规划还是一片空白的堆龙德庆区工作。“作出这一决定，受到了杨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
像达娃扎西这样被杨昌林关爱过的西藏孩子有多少，没人能说清楚。
现在中国人民银行阿里支行工作的南木珍，1996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学习，高中才接触英语的她跟同专业学生相比有些跟不上。尽管当时学校没有先例，但在杨昌林夫妇的奔走下，她还是如愿转到了中文系。
“他们的努力和关心，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南木珍说。
1991年夏天，西藏学生尼玛次仁肺部大出血，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就在他丧失信心的时候，“阿爸阿妈”来到医院，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给他喂药、送饭、擦洗身子，给了他极大的精神鼓励，最后他奇迹般地痊愈了。
毕业回西藏后，尼玛次仁给杨昌林家写信：“一定要干出成绩来，给阿妈、阿爸看。”如今，他已成长为西藏自治区聂拉木县检察院检察长。
“我做得还不够好”
2005年爱人去世后，古稀之年的杨昌林依然坚持帮助培养藏族学生。
2008年寒假南方冰雪害灾发生时，正在湖南老家看望姐姐的杨昌林惦记着大雪封路回不了家的孩子们，他辗转多次、两天两夜没合眼赶回了武汉。
72岁的老人仅仅在家歇了6个小时，天一亮，他跟女儿说要到10公里外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买年货。当时杨昌林每月的退休金仅2600元，批发市场的肉类比学校超市便宜，蔬菜也更新鲜。
女儿不同意他去，杨昌林便骗她说只去看看价格。没想到，杨昌林从批发市场乘公交车扛回来40多公斤肉和菜。从藏历年三十到初七，老人整整忙了8天，将滞留在武汉的80多名藏族学生分批接回家过年。
如今，在武汉读书的藏族学生已达1000多名，珞珈山下那个武汉小家虽容纳不下这么多家庭成员，但每年入学时的“迎新饭”、毕业时的“欢送饭”、春节时的“团圆饭”，是杨老师与藏族学生雷打不动的约定。持续了20多年的武汉地区藏族大学生“十一”联欢活动上，篮球、足球比赛则被称为“德吉杯”。
杨昌林常念叨：“西藏人民关爱我，把他们最好的姑娘嫁给了我，连我的婚礼也是藏族同胞一手操办，这个事是我应该做的，但我做得还不够好。”
杨昌林的两个子女武汉大学毕业后，都主动去西藏工作。为了完成父母未实现的愿望，儿子杨红兵自1992年进藏在阿里地区外贸公司财统科工作，如今已在父母曾经留下足迹的地方奉献了25年。
今年的团圆饭现场，杨昌林的女儿杨红梅一直忙着张罗。这些年，她一直默默支持着父亲。
“我和弟弟从小被寄养在爸爸的大学同学家，直到1978年我们一家才团聚。从小受到家庭的感染，我对西藏也很有感情，还在西藏工作过7年。”杨红梅说，她会把父母的藏族学生“武汉之家”坚守下去。
越来越多的人被杨老师的精神感染，加入到这个传递爱心的行列中。
定居湖北的藏族同胞尼玛，节假日把孩子们接到家中做客；武汉大学图书馆退休老师熊克芳十几年一直义务为学生活动拍摄照片；武汉体育学院教授张厚福为孩子们的武汉高校藏族学生迎新锅庄舞比赛借场地；中南民族大学西藏学子成立了公益组织“德吉连梦团”，利用假期帮助孤寡老人等困难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