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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今年2月19日，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20周年的日子。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小平同志勾画的现代化蓝图进一步细化和深化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而且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腾飞也在近年来为世界所瞩目。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今天越来越能够认识到邓小平当年的战略思考有着何等深远的意义。为此，特发此文，以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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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秋天，我在美国培训期间，曾随团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几位专家举行过一次小型座谈会。长期担任中心主任的傅高义先生也参加了座谈，当时他已经81岁了，他谈的主题是当时刚刚出版的新书《邓小平时代》。在这部著作的最后一小节《邓小平的遗产》部分，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邓小平还活着的话”，在中国变得更强大的今天，邓小平会怎么做？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答案就蕴藏在邓小平的著作和思想里。邓小平总是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善于从全局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他对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一系列战略思考和战略决策，其意义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
回眸，是为了向前进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的向前进，是从向后看起步的。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是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开始的。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30年的历史，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解决不好，就没有继续前进的共同基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花了巨大的心血，亲自指导《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的起草工作。
邓小平从《决议》起草工作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当《决议》初稿写出后，他并不满意，直截了当地表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在《决议》修改稿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有些人提出了一些激烈的意见，邓小平又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在对待毛泽东的评价上，邓小平更着眼的是党和国家的大局、全局。他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他甚至提出：“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指阐述毛泽东思想），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邓小平所说的“历史事实”该怎样理解呢？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了不屈的抗争，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党和人民事业凝聚了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是毛泽东带领全党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引导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毛泽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不能否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邓小平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尽管他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科学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今天越来越能够认识到邓小平当年的坚持有着何等深远的意义。苏东剧变过程中，全面否定党的历史、全面抹黑党的领导人成为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抓手，也成为后来政治清算的重要环节。如果不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妥善解决了历史认识和历史评价问题，我们在后来的社会主义低潮中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真是难以想象。我不禁想起日本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竹内实先生的一段话：“在我翻译《邓小平文选》时，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在党内会议上谈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那部分。他以三七开评价毛泽东的错误与功绩，阻止了对毛的批判，这样，中国的团结与稳定得到了维护。”
擘画百年蓝图
1978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提出：“我们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
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惨痛历史，使中华民族对现代化有着格外强烈的憧憬。早在1912年，推翻清朝政府统治后，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国歌》中，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亚东开化中国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但这个追赶美欧的梦想，在独立和主权尚且维护不了的时代，只能是镜花水月。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为现代化之梦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中国的发展战略目标：“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其中“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就是20世纪末。但这个目标提出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落实。
新时期重新提出“现代化”的目标，需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是要达到什么水平才算现代化？再一个，是通向这个目标的步骤该怎样确定。
邓小平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思考，立足国情，放眼未来，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为中国人民擘画了清晰的发展蓝图。
邓小平很早就明确认识到，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不是欧美那样的现代化，只能是“中国式的现代化”。1978年5月7日，他在会见马达加斯加客人时就谈到：“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就是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和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来算，还是比较低的”。1979年3月，他更进一步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是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过了几个月，他专门解释“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意涵，他说：“我们开了个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
这个“不会很高”究竟是多少呢？邓小平一直在思考，1979年12月6日，他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客人问他对中国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想的？邓小平回答道：“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这样，邓小平用一个中国老百姓易于理解也感到亲切的词语“小康”，作为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
在小康基础上，邓小平心中还有一个更宏伟的蓝图，就是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1981年9月，在会见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邓小平说，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要再加上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恐怕要到21世纪末。此后，他多次阐释这个思想，比如1982年6月，他说：“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1987年8月29日，在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第一次系统、明确地阐述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和步骤：“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为什么说这是“雄心壮志”？至少有三个理由。一个理由是，我们的起点很低、基础很薄。197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250美元，要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距离何其遥远。第二个理由是，我们的包袱很重。人口太多的包袱、资源短缺的包袱、旧体制束缚的包袱等，要在克服重重压力的条件下前行，每一步都不是那么容易。第三个理由是，我们要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达到人均4000美元，经济总量就居于世界前列。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走到世界前列，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这样，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到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一个百年奋斗的宏伟蓝图，清晰地展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从此，我们心无旁骛、一心一意按照这个蓝图、向着这个目标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这个蓝图进一步细化和深化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而且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对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静水流深，行稳致远
邓小平的战略思考，既着眼未来，又脚踏实地。他以一生的实践证明，他既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也是一位求实、务实、踏实的实干家。他作出的一系列战略决策，既解答了他所处时代的课题，又深刻地影响和启迪着后人。这里只举几个代表性的例子。
邓小平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确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
邓小平深刻分析时代特征和世界大势，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多么简明，又多么深刻！30多年过去了，这个判断依然是那样经典。怎样在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上自立自强？他谆谆告诫：“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真是黄钟大吕，振聋发聩。
邓小平从中国的具体条件和面临的历史任务的角度，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如果能够平稳地发展几十年，一定能够超越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实现自己的宏伟蓝图。这就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果整天闹哄哄的，自乱阵脚，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邓小平说：“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如果中国内部不稳定，不仅自己的建设受干扰，还会影响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因此，“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影响稳定的关键在哪里？邓小平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同时，他又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同志为党中央、全党的核心，是我们党的郑重选择，是众望所归、名副其实、当之无愧，充分反映了全党的共同意志和人民的共同心声。现在，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种矛盾叠加，各种风险隐患集聚。当今世界也很不安宁，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复杂严峻。在这样的形势下，要保证我们党能够有力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就必须坚定维护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这是党、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了重要谈话，他的目光越过了千山万水，投向更加深邃的未来，他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教诲谆谆，征途漫漫，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才能告慰那深情凝视着后人的目光。
王均伟（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