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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真诚地尊重、欣赏、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文化成果，只有真正地明白中国的发展绝不能孤立于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一个和谐的命运共同体才会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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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中国国家元首用英国文学家狄更斯的话在达沃斯开始了他的一次演讲。
今天的人类的确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世界之中：物质财富在高速积累，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的幸福感来自在历史机遇中拥有的高速发展，我们的筋骨与意志也正在一种历史性的挑战中、在经济与社会的大转型中经历着淬火和锤打。
中国就是在这样一个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十分特殊且严峻的时期，制定了一个国家级顶层战略，这就是波及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战略设想。它自提出迄今仅仅3年多，已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就此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己达500多亿美元，一系列重大项目己经或正在落地开花。所有这些，不但促进了双边或多边贸易，带动了各国经济发展，创造着可观的就业机会——“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它的初步成效已经开始惠及世界。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之所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迅速引起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关键是因为它具有促进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密切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等丰厚内涵，其核心价值就是为世界经济增长寻找一种可以作为内存的强劲动力。
无论是在三秋桂子的G20杭州峰会还是在冰肌玉骨的达沃斯论坛，习近平主席在阐述“一带一路”时都强调了当下中国外交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或曰基本立场：（一）坚持和促进经济全球化；（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三）努力打造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很显然，这三个原则又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互为因果。
首先，中国要坚持经济全球化，是因为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当然，这把“双刃剑”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及欧美极右势力的一些反全球化言行，其实也反映出经济全球化的缺陷与短板。于是，便有了中国外交秉持的第二个原则，即要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通过主动作为，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可持续。通过主动作为、适度管理，使其正面效应得以更多释放。习近平说这是一个时代的领导者应有的担当，更是各国人民对我们的期待。
那么，全球治理的最大难点和最大焦点又是什么呢？简言之有二：其一是占人口不足10％的人拥有全世界近90％的财富；其二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80%，但全球治理体系未能适应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所发生的深刻演变。要想彻底改变这两个不断触发和诱发各种冲突的全球性因素，世界各国无论贫富，必须达成共识，即“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同时都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只有在一个开放型的世界经济的大环境里，只有各国都坚持公平包容的多边主义，各国公众才有机会分享利益、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高层这种对平衡普惠式发展模式的大声疾呼，令人很自然地联想起中国古人所言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近代以来，最早表述这种社会理想的当属清末政治家、思想家康有为所著的《大同书》。康先生以儒学博爱观为基，融西方进化论和空想社会主义于一体，创“据乱”、小康（升平）、大同（太平）三世说。尽管《大同书》问世以来，毁誉不一，但康先生激烈反对“独尊”，所憧憬的人人和睦相处、过上平等而富裕生活的“太平之世”的美好愿景令人向往。特别是他所勾勒出的人类将走向“去国界合大地”的盛世更是大同世界的精美画卷。当然，康氏理想中最为可贵的还是他那些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人的价值的宝贵论断。
有人把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设想比喻为“东方马歇尔计划”。此言谬矣，因为“马歇尔计划”旨在实现西欧的复兴，“一带一路”所引伸的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乎着人类整体的现实和走向。“一带一路”所引发出的从对全球治理到人类命运的探寻与追求，更像一部21世纪的“新《大同书》”，只是它完全不是华丽语句修饰下的空想，而放射着更热情、更现实、更科学的多元文化的异彩。
多元文化在中国倡导命运共同体观念和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只有真诚地尊重、欣赏、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文化成果，只有真心地而不是敷衍地承认世界各国在人类进步中作出的贡献，只有真正地明白中国的发展绝不能孤立于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把自己视为人类大家庭中平等而非傲慢的一员，一个和谐的命运共同体才会形成。
行文至此，2月10日传来大好消息，联合国已经首次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正式写入决议文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