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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学问都和人有关，理解不同时代的这些最好的学问也就是理解不同时代那些最优秀者的生命状态，而这些生命状态，可以反哺我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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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记事起，他就被视为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但几十年后，他完全记不起青少年阶段曾经看过的任何书的内容，也无法说明到底是什么书对自己产生了影响。直到大学时代，他依旧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胡乱读书的人。
他尝试碰触到一点点读书的门径，是去复旦读研之后。他的导师许道明先生是治现代文学批评的专家，一入门就扔给他一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教他由此着手爬梳新文学的脉络。10余年后，有一位年轻的经受过系统学院训练的小说家对他讲，没有见过比他更爱看文论书的人。他有些讶然，随即想起了那些在复旦文科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翻检西方和民国文论著作的日子。在复旦3年，他的变化，大概就是从一个从外部窥探文学的文学青年，慢慢转变成一个从内部理解文学的略有挑剔的半专业读者。
他所说的文论书，并非诸如《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或《西方文论选》这样旨在用于教学和应付考试的概论或选编，而是具体的一本本原典。早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过一套《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著译俱佳，却经常作为出版社库存积压书出没在复旦周围的打折书店里，他陆陆续续买了不少，大概诸如艾略特、瓦莱里、弗莱、巴赫金等人的文论，都是那时候开始接触的。
而雷纳·韦勒克的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那时候也正在由杨岂深、杨自伍父子一本本地翻译着，刚翻译出版到第五卷，而前几卷也都成了打折书店里被他和同伴觊觎的珍宝。至于他导师推崇的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和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他也都一本本找来看过。他从这些杰出的文论著作中接触到一种智性与修辞的双重愉悦，一种堪与这些著作所谈论的伟大文学作品相媲美的愉悦。
他在学院里听课、读书，写投给核心期刊的学术论文，可是文学乃至文学批评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本身未必是严格的学问，虽然时常可以成为一切学问的作用之地、聚散之地。前两年他和一位非常投契的同龄诗人聊天，对方意外地提到巴赫金，并将这位俄国文论家的六卷本文集视为近10年来对其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他听了颇有会心。他觉得文学批评的有趣之处仅仅在于，那是密度更大的文学，就像诸多现代文学作品本身也是更为宽泛的文学批评一样。现代学术机制的确损害了文论的声誉，使之在很多普通读者眼中成为某种或望而生畏或令人憎厌或功利可用之物，然而，对于文学的深思和评判，本是远远早于现代学术机制就已然存在的事情。
在写完硕士毕业论文卷铺盖离开复旦北区宿舍之后，他有好几年再度陷入一种茫然无所凭依的读书状态。他试图振作一下，所以发心重新阅读古典诗，并重新在每周五下午去听张文江老师设在家里的课。那些讲课几乎都是针对一些最为卓越的古典文本的细读，后来张老师以这些讲课录音为基础出版了《古典学术讲要》，他逢人就会推荐，而他正是从这本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作为这本书前身的那些讲课现场中，理解到何谓有意义的学术，也理解到一种更切身的读书方式。
他从张老师这里懂得，每一种学问都有其自身的谱系，而理解一种学问，其最初和最终，都是理解这种学问的谱系。最好的学问都和人有关，理解不同时代的这些最好的学问也就是理解不同时代那些最优秀者的生命状态，而这些生命状态，可以反哺我们自身。
与此同时，他开始尝试有计划地写作，写那些他所喜爱的古典诗人，通过写去重新阅读和理解那些古典诗人。他意识到，最积极有成效的阅读，来自写作。慢慢地，他再度很难说清楚自己最近在读什么，只能讲一讲最近在写什么。因为写，很多散乱的阅读被重新汇集，很多根本不会被偶遇的书被有意识地搜罗，有时他想，之所以像强迫症一样地读那么些古籍乃至各种历代注疏，也许只是为了知道自己有多少东西是可以不需要写的。
也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又偶然地重新开始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写作。也因此，那些被他搁置日久的西方文论，又再度进入他的阅读视域。但他如今更感兴趣的，似乎不再是某个可以拿来即用的学术观点或理论架构，而是那些堪称典范的文论文章中的行文节奏与气息，是文章背后的那另一个写作者。
因为工作原因，他也必须要关心和阅读同时代人的作品，而这种阅读同样也是颇为有益的，能够帮助他判定自己的坐标——每个写作者都生活在一群写作者当中，他需要认清的是，他意欲与何人为伍，又正在与何人为伍，而他需要警惕和拒绝的，又是何人。读书是一个做加法的过程，从一本书漫游至另一本书，每读一本书都是了解自己还有多少本书没有读的过程；而写作却是减法，是赶在时间残酷地淘洗之前的自我淘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