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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澄波和他的旧书店都已经老了。
今年92岁的他无力绷住脸上的皮肤，原本宽阔的肩膀也一点一点向下弯，修书鉴书的双手变得摇摇颤颤。出生于清光绪年二十五年（1899年）的文学山房旧书店也在慢慢萎缩。经历过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炮火，书店在上世纪50年代因公私合营被并入国营书店，曾经恢弘的店面荡然无存。
复建书店的时候，江澄波75岁。从那以后，他几乎就没有再离开过书店。
近年来，书店里旧书“收得多，卖得少”，一天下来光顾的读者加起来不超过20个，还多是老朋友。但他总是把书店比作城市的眉毛，“眉毛看似并不重要，但缺了它，五官再精彩看着也乏味”。
他想守住“城市的眉毛”，可是有时候，这条模样古朴的“眉毛”也开始和“五官”不合了。新开的书店坐落于苏州不甚繁华的小巷子里，挤在摩托车维修店和茶具店中间。书店没有大气的门当石装饰，连招牌也显得过于缺乏特色——深红色底板上镶着黄色塑料字，“文学山房旧书店”几个字还是从右向左地书写着。
书店里没有装帧精美的新书，只有纸张泛黄的老书、旧书。一台电话机承担了所有的联络功能，偶尔响起，老人都要小步快走地去接听。计算价格时，一只老式木头算盘会在江澄波的手底下，“噼里啪啦”地响着。顾客手机没电了，在书店连个可以充电的插座都找不到。
在江澄波祖父的那个时代，江家的文学山房坐落于旧书肆集中之地，有着最宽敞明亮的门厅和藏书丰富的楼阁，“贩卖旧书名闻东南，日以万金进出”。门上挂的楠木匾额，是曾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为报答找书之恩，亲笔题写的。
热闹的时候，书店常常汇聚起全国各地前来寻书的文人。张元济、顾颉刚、章太炎、郑振铎等都是书店常客。除了淘书，他们还探讨学术。兴致高涨时，江澄波的祖父便会邀请他们移步弄堂口的小饭店，促膝谈心。即使日军入侵苏州前夕，几百架飞机轰炸城区，这座文学山房依然坚持自己的一席之地。
出生于1926年的江澄波，从小就听祖父说，清代一二品大员，只能“到书店来看书，才能升官的呀”，要是跑到钱庄去，跑到花楼去，就会被老百姓骂贪官。
作为家里长子，他被寄予着继承家业的厚望。八九岁起，江澄波便要熟记《四库全书》篇目、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每本书最后一章和结句都要一字不差地背出，还要学习修缮古书的技艺。
他几乎是摸着明版、清版书长大，自16岁起便跟随祖父去各地收书。往往一收到消息，就要坐车坐船“连夜赶过去”，来回要好几天，“过的都是流浪的生活”。但这些困难在江澄波眼中，比不上“懂不懂书”来得重要。
每次收书江澄波都跟“上考场”一样。藏书的老先生拿一本书来，他要能识出是什么时候的版本，承受住考问，才能得到主人家的藏书目录。在民国老教授张天方家中，他将一部《震泽编》的来龙去脉讲得丝毫不乱，得到了老学者的赞许，这到现在都是他最自豪的一段记忆。
但时局变迁迅速吞没了一切，他的五个弟弟妹妹后来都考上了大学，从事了理工科专业，“成了工人阶级”。只有他和父亲，在公私合营后进入国营书店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时仍然逃脱不了被打成“资产阶级” 的命运。
2001年，长女和大儿子先后“内退”，儿媳下岗，而75岁的江澄波，也因为曾经工作的国营书店改成企业制，一个月只能领到650元退休工资。那时候，江澄波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孙女急需用钱，他才决定复建书店。
偶尔路过此地的游客，有的会好奇地打量一眼招牌，再透过玻璃门望一眼店里。可是一览无余的店面又似乎乏味了。泛黄的老书、旧书肩挨着肩排在书架上，还没来得及拆封的就一捆捆堆在地上、桌子下。
逼仄的空间里，书是江澄波唯一的寄托。在儿孙辈眼中，这个老人不爱下象棋、也不去茶楼听评弹，书是唯一的爱好。
公私合营后，江澄波和父亲一起进入苏州市古旧书店工作，做的依然是和古旧书籍打交道的工作。走家串户，还要时时准备去废品回收站、造纸厂、废纸堆中抢救差点要毁于一旦的古籍。他曾在洞庭东山造纸厂原料堆的墙脚处，抢救出了明末文人手写的《恒轩诗稿》，说起这些，江澄波平静的叙述中总是透着些骄傲。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古旧书店整体并入新华书店，古旧书回收工作被迫停止。江澄波被组织安排去书店前台收银，他有些哭笑不得地说，“平时摸书的手竟然要去摸钱！”
再之后，他成了当地4万下放人员之一，带着全家去了江苏北部的农村。40多岁的江澄波第一次戴上草帽，背起棉花药水桶，和农民一起下地做农活，落下了肩膀上的病。
唯一能和之前的老本行挨一点边的，就是后来在下放人员办公室管理档案。但他依然保持着读书人的习惯，不吸烟不喝酒，推脱掉当地人的应酬。江澄波不会骑车，每天早出晚归，要在住处和办公室间来回跑20里路。
再度回到苏州城时，停业已久的古旧书店恢复营业。当年被弃之如敝履的古籍被抢购一空，收购古旧书籍又成了热门生意。搜罗到“好东西”，他会联系早有交情的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或档案馆，帮他们牵线搭桥，“让地方文献回归到地方”。
在他看来，特别是地方志，只有回到了本来的家乡，才能受到尊重和理解。即使现在开了私营书店，他仍是这套作风，“还是老思想”。
重新操办祖辈的书店时，他不敢挂上老牌子，“怕被扣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帽子”。老人将“文学山房”的“学”字改成吴语谐音“育”字，直到2012年，才把名字重新改了回来。
初开张时，家里的古籍藏书都已荡然无存，当年文学山房的楠木招牌，连同所有的古籍，被作为“生产资料”归进仓库。仓库地板坏了，这块招牌被刨去字补地板，“现在连仓库都没有了”。
江澄波依然在努力拾回昔日的荣光，他保持了旧书肆的收书习惯，朋友或者陌生人打电话来，他总是拿个袋子亲自上门去收书，身体好的时候，他还会出远门，坐火车跑到上海、浙江。
相熟的顾客多是上了年纪的，定时来转转，推门进来，叫一声“江先生”“老经理”；也来一些背着书包的年轻人，江澄波就会和他们聊聊天，问问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书。
有时读者遗憾没找到心仪的书，江澄波就会从书店靠里的书桌抽屉里，翻出一张巴掌大小的纸，让他们把名字和联系方式记下来，自己颤抖着双手记录下他们想要的书，等有货了再联系。
在这家狭小的书店里，只要同时站着7个人，就能被堵个水泄不通。但更多的时候，书店门可罗雀，即使周末路过的游客多的时候，也很少有人往这多看一眼。书店的门大部分时间是合拢着的，阳光永远照不进这间坐南朝北的小屋里。
回想自己的往事，江澄波总是平静得仿佛在叙述别人的家事，“真像是听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接着陷入沉默，笼着手看着屋外人来人往。但谈起和书有关的话题，这个92岁的老人突然又像斗士一般苏醒。
他不满于如今越炒越高的古籍拍卖市场，“一部书讲千讲万，连大学教授搞研究都买不起了”。
2012年，看着顾氏“过云楼”旧藏179种古籍善本的价格越炒越高，从来不懂上网的江澄波，让家人在网络论坛实名注册，发表了一篇《给过云楼藏书的竞买双方降降温》，呼吁双方对价格作出冷静考虑。
没过几天有人打电话过来说，你不要断了别人的财路，不然找你麻烦。一问他几岁了，江澄波缓缓回答道“我已经87了”，对方“啪”地撂下电话，不再打扰了。
他保持着良好的作息，每天早晨6点起床，看《海峡两岸》，9点来“上班”，下午4点半打烊，回家看完《新闻联播》就睡觉，“比在公家上班还规律。”子女笑着评价说。
周末他也会让家人帮忙看店，踱步到近处的古玩广场，淘点旧书。可是转一圈回来，他忍不住向女儿抱怨，卖的书越来越不尽如人意了，摆摊的人都进了工厂，拿着一天200元的工资，“比卖书赚钱多了”。
江澄波希望下一代能把书店运营下去，可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最多只能从事修缮工作，却再也无法达到如他般的鉴定能力。儿女们在他记诵书目的那个年纪，跟他“过着苦日子”，没有人会重视这项“不合时宜”的能力，黄金年代就被错过了。
16年来，江澄波给自己定的规矩是，一年只休大年初一、初二两天。只有5年前的一天，他因突发心肌梗塞，在医院住了3周。孙辈都已经工作，成家立业，家人劝他别再开店了。但江澄波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旧书店。
3年前，陪伴他一生的老伴患癌症去世了，江澄波更是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注在店里，“我说人家是借酒浇愁，我是借书浇愁”。
有人问江澄波会把这个书店开到什么时候，江澄波笑了起来，“当然到生命的终止的时候”。
下午4点半，大儿子来接他，江澄波起身，把书店的玻璃门锁好，按下防盗卷帘门的开关，铁门缓缓落下，将书与外面的世界隔断。
他缓缓地走到前面的一个拐弯处，转过身去，消失在狭窄的弄堂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