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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航班晚点，到达云南时已是深夜。离开潮湿拥挤的狭小机场，乘坐两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可抵达泸水市区。一路黢黑，隐约辨出蜿蜒山路一侧是山，一侧是悬崖。峡谷之间，湍急奔涌的江河就是怒江。当地的傈僳族司机小伙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还好你们在深夜到达，如是在白天，第一次走这样的路一定害怕。
次日一早便踏上寻访的路。山里的清晨来得特别早，路两旁的攀枝花树叶繁密。天空清朗，云朵舒展聚散。相较北京的雾霾穹顶，这里真是一个呼吸的好地方。田居生活不愧是诗意人生的乌托邦。
60岁的李义华妈（当地很多人没有正式的名字，一些老人就是简单地在儿女的名字后加上了与之的亲属关系）住在高黎贡山上。老伴去世多年，仅有的两个女儿都已嫁到外省多年。根据当地习俗，女儿出嫁后不会再回娘家。老人独居多年，几块断裂木板拼搭起来的一间小木棚是她几十年来的家。木棚外，几个碗口大的小南瓜是唯一的食材。木棚里，一侧是木头堆叠的单人床，被帐残破。另一侧是烤火的柴堆。见我们到访，老人赶忙颤颤巍巍地往快熄灭的火里添了好几根树枝。木棚没有照明工具，黑暗压抑，四面透风，即便烤着火也几乎没有暖意。已经入冬，老人却只穿了两件单衣，赤脚踩着一双破旧的军胶鞋。语言不通，当地的村干部充当起临时的“翻译”。往复几次，老人才听明白我们的来意。不知是否由于眼疾，她话不多，只是一直在用手掌擦抹眼泪。
这些山上村民的家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驱车几十公里。天黑前起身告辞，老人连连说着“好好的，好好的。”弯曲起伏的漫漫山路扭转颠簸得人几近呕吐，山外仍是山，让人理解撕心裂肺甚至肝肠寸断的形象含义。
在云南，像这位老人一样的农村贫困人口至今仍有471万，数量居全国第二。老人所居住的滇西边境山区，与乌蒙山片区、滇贵黔石漠化区和迪庆藏族聚居区，一同构成了云南省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汇聚了15个州市91个片区县的深度贫困人口，贫困地数量居全国第一。山清水秀的彩云之南，在保有自然瑰宝与民族风采的同时，也同样横贯着绝对数庞大的农村贫困人口，横贯着这些村民世代居住的条件恶劣且交通不便的深山区、石山区和高寒山区。而这，正是我们20年来扎根怒江的决意，也是我们20年来难离怒江的沉痛。
福贡县无业小伙普阿台家的小娃满两岁了，刚见我们的时候有些怕生，一直窝在家人怀里。没过多久，他就开始一次一次跑到我身边。我抱起他来，他的小脑袋轻轻靠在我肩上，朝我甜甜地笑。
小娃的母亲刚刚病逝，家里欠下一笔重债。我想起媒体披露的一组最近的统计数据：目前全国7000多万的贫困农民中，因病致贫的占到了42%。小娃在我怀里笑得开心，他并不知道母亲已经离世。
告别普阿台家，我迸发出了不计其数的问题，一路询问我们的扶贫干部。扶贫干部不觉为怪，只是一一解答。而交流越多、交流越久，我心里越是沉闷。此次初访，一个深刻的感受浮出水面：我们的扶贫工作真的不好做。困难来自现实条件的拘囿，更来自村民思想观念的阻梗。除了语言的隔阂，如何进行“观念对话”，也许更是中国扶贫的老大难问题。在这些贫困地区，老人恪守严格的约俗，很多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宁愿家徒四壁，也从没有过“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欲望，一席铺盖一碗稀饭，便是足够。生活没有狂喜和悲愤，日子一天一天过。从扶贫到脱贫，中央政策的精准定位和社会能量的聚力攻坚，却因“等、靠、要”的惰怠，而很难生长出强劲有力的主体能动性。工欲善事、必先利器，先进、开化的思想观念就是发展的思维利器。乡土情结有其难能可贵的文化律动和精神谱系，但农业文明的价值不应等同于愚昧和落后，以及使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苍白形象。在理解、呵护这种自然的、人文的、亲和的乡土文化的同时，如何焕发其积极的、前进的、与时代脉搏共同生长的精神养分，让乡村不只是文人心念里的“洁癖净土”、都市人家和办公室之外的“第三空间”，更和现代商业文明实现对接，也许是我们的扶贫工作需要继续深入思考的问题。
如今，精准扶贫的概念已经如火如荼。一家企业20年来扎根乡土、不离不弃，绝非仅凭情怀做时事。我们阔步平川与世界对话，也从未忘记俯下身来倾听根系的声音。朴素的傈僳族村民没有华丽的感谢言辞，他们只是邀请我们一同欢度他们的“阔时节”。这是傈僳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如同我们的“春节”。节日当晚，热情友善的当地百姓牵起我们的手，和我们一起在篝火边载歌载舞。火光映红每个人的笑脸，没有贫穷、没有饥饿、没有闭塞的山村和料想不及的未来，只有欢唱、感恩、纯粹的祝福与终将实现的愿望。
田居生活是多少诗意人生的乌托邦。对于我们而言，它却实在到了泥土里，硬硬地生长出一份执着的责任。
离别怒江的早晨，日光明灿。高山峡谷静默雄伟，端庄地让人饱览它们的模样。四天三夜仿佛与世隔开，时间迅捷，不着痕迹。我的鞋子脏了，衣服沾满灰尘。我们的扶贫干部擦净了登山鞋，杯子里灌好了刚烧开的热水，他又要开始新一天的工作了。挥手作别的时候，我心里浮出一句熟悉的话：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