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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遍地开花的金黄色拱门（麦当劳的标志）不足以代表美国对其他文化的冲击；真正坏事的，是让人类的心理地貌不断扁平化。”这是美国记者伊森·沃特斯（Ethan Watters）在《像我们一样疯狂》（Crazy like Us）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书名中的“我们”指的便是美国（US）。过去30余年，沃特斯致力于精神病学与社会心理学的探索，与众多跨文化研究者、文化人类学家一起，以非虚构写作的方式探讨心灵与现代心理治疗的问题，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便是其中之一。
在《像我们一样疯狂》一书中，沃特斯指出：我们正在遭遇一项伟大的运动，那便是让全世界人对心灵、心理生活的理解都变得更加“美国化”。这意味着，由美国制定的心理疾病分类和治疗方法犹如铲土机一般，正在铲平其他文化中具有本土特色的心理疾病和原有的本土疗愈技术。然而，所有的心理疾病，包括看似明显是自成一类的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甚至是精神分裂症，都脱不开文化信念和文化期待的影响和塑造。他认为，我们必须反思这种忽视文化差异及其带来的心理观念差异的做法。
这里主要讨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一举世闻名的心理疾病。我们或许已经习惯发展中国家发生大范围灾难后，世界各地的心理治疗团队纷纷赶至当地开展治疗与疏导工作。2004年发生在斯里兰卡的大海啸，带来了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疾病的浪潮。然而，用这一“通用术语”简单地形容战争、灾害所带给人们的影响，并且短时间内所汇聚而成的“创伤咨询人民军”所带来的真正效用是有待商榷的。
PTSD测量环境的复杂性
事实上，PTSD测量在当地并不具备良好的实施环境。一方面是语言的问题，各地所用的PTSD测量量表各有不同，均由美国研究者设计，语言体系便成为客观存在的障碍。同时，带有强烈指向性的题目或选项也会带来不可控的情绪引导。
更为隐秘的问题是，研究发现，许多受试者以为只要按照研究者（即问卷）所期待的那样“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就能给家庭带来援助。这种误解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尤为常见。
特定地区意味着特定的“苦难文化”
特定文化背景地区的人们在面临痛苦时拥有特定的文化体验，而这一点常常被创伤治疗团队忽视。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教授费尔南多怀疑，席卷斯里兰卡的援助狂潮在改变这个岛国文化的力量上，一点也不比海啸本身少，于是开展了长时间的PTSD本土化研究。她走家串户，与灾民深入交谈，收集了40个故事。她发现：斯里兰卡人体验创伤的方式与美国人显著不同，他们并没有报告焦虑、恐惧、麻木或其他的心理状态反应，而是更多地主诉关节或肌肉的疼痛。也就是说，斯里兰卡的人们更习惯于将身心统一起来感受。
此外，她还发现，凡是那些灾难之后持续受苦的人，都是被原有的社会网络所排斥的人。这意味着社会环境是我们理解当地人在灾难中受到冲击的重要维度，而这些极容易被美式“创伤治疗”团队所忽视。
人类学家也作了努力，艾丽克丝·阿根提-佩伦发现佛教徒村落的人们受佛教影响，在描述暴力行为、灾难事件的时候会选择性地换成另一些带有安全和信任意味的说法，如“酷刑拷打”会被换成另一个同时含有孩子间恶作剧戏弄意思的词。吊诡的是，这种间接的表达方式在美式PTSD问卷测量中则被列为“心理回避”。
在创伤治疗的浪潮中，我们也不得不重视起这种乱象：当灾后心理援助成为一种运动的时候，科研与救助、抚恤与及时产生的临床关怀混杂在一起，这对那些处于脆弱状态的民众会产生不当的压迫，这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入侵。
跨文化研究者的反思
跨文化研究者希望关注文化的差异性、文化信念与身体体验的统一性。但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临床观念正在侵入生活信念。“越南战争症候群”这一概念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越南战争症候群”的产生，本意是建立一个集体的叙事，是用一种愤怒的方式寻找战争意义，表达的是政府如何背信弃义以及社会信任如何荡然无存，但是现代临床体系中的PTSD疾病诊断，则把对灾难的社会意义的探寻丢到了脑后——现代士兵经历的愤怒、烦躁，都脱离社会而存在。士兵们丰富的心理体验、文化价值观，开始变成一条条张贴于墙壁的PTSD大脑生理化学症状。
文化的单一化与美式疾病全球化相辅相成。沃特斯指出，世界公认的美国《心理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将这种带有地域性的精神异常，划入了“特定文化相关的症状”这一部分，却用844页的巨大篇幅整理这一疾病的心理诊断，里面描述的心理疾病均是不受文化干扰的。沃特斯对此总结：当我们只面对大脑中的生理化学失衡时，我们已经骤然间失去了原来曾给我们的苦难赋予意义的信念体系。人们应当用担心生态多样性消失一样的态度，来担忧精神症状的地域差异性理解和不同疗法的消失。
面对灾难对人们生活工作的全面倾覆，我们或许不应该对心理咨询过分强调，而应该落实切实可靠的社会政策，让个人生活不被干扰，尽快地恢复“正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