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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要来了！3月5日，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度提到粤港澳大湾区，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这让宋志江兴奋。这位23岁的小伙子，如今正在广东中山从事汽车销售工作。“这个如果真的能做起来的话，以后肯定会让贸易更加便利，未来的市场也更大了！”
两会期间，“粤港澳大湾区”也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据媒体报道，广东省原省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朱小丹在两会期间透露，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做规划，将被纳入国家战略并获得国家的大力支持。他还透露，现在正委托国家智库制定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而且已经有了时间表。
上世纪末开始出现“湾区经济”的概念，如今，粤港澳大湾区也从区域经济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宋志江们也在畅想其中的机遇与未来。
对标三大湾区打造中国“硅谷”摇篮
“香港金融和服务业发达，深圳在高科技和产业创新方面做得好，珠三角高端制造业发达，过去各自发展，目前全球成功模式是软件、硬件、服务缺一不可，三地刚好可以联合起来。比如未来可以实现金融服务在香港，研发在深圳，制造在珠三角。”
两会召开前夕，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提出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中国‘硅谷’摇篮”的建议。两会期间，许多代表委员、专家学者，甚至普通人都开始关注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新话题。
此前，湾区、湾区经济听起来还很陌生。国际上，“湾区”一般指的是围绕沿海口岸分布的众多海港和城镇所构成的港口群和城镇群，由此衍生的经济效应被称为“湾区经济”。目前，湾区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世界银行的一项数据显示，全球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区域。
全球较为明显的湾区有三个：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从这些知名湾区的经验来看，湾区经济往往具有显著特征：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
美国的纽约湾区是世界金融的中枢，人口达到65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20%，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制造业产值占全美的30%以上。旧金山湾区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高科技研发中心之一，拥有全美第二多的世界500强企业，“硅谷”即在此。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粤港澳地区可以算得上是最适合发展湾区经济的地区之一，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的设想也早已进入决策层的视野。曾有学者测算，若以珠三角9市和港澳2区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范围，其面积约为5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6600万，经济总量超过1.4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旧金山湾区。对外贸易总额超过1.8万亿美元，并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和空港群。其辐射半径可以延伸到中西部多个省份，以及东南亚国家。
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深圳将依托毗邻香港、背靠珠三角、地处亚太主航道优势，重点打造前海湾、深圳湾、大鹏湾、大亚湾等湾区产业集群，构建“湾区经济”，把粤港澳城市群勾连起的湾区作为一个整体规划。
去年12月，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加快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提出，2017年拟启动珠三角湾区等跨省域城市群规划编制。至此，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正式进入国家战略部署层面。
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陈鸿宇透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广东就已经按照国家要求开始起草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纲要。在对比了世界几大知名湾区的特征之后，陈鸿宇认为，粤港澳在交通便利程度、产业集聚程度、城市群和人口数量等指标方面已经足够优秀，建设协同发展的大湾区的条件比较完善。
现实问题依然存在还需顶层设计
虽然最近几年听闻过不少民间和政府内部关于湾区经济的讨论，但看到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被写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广东省江门市市长邓伟根依然十分惊喜。
“这个概念提出的时间不是很长，作为一种战略规划，符合国际发展的潮流和现状。”邓伟根认为，中央政府层面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构想，实际上更加突出粤港澳地区的区域协作和一体化发展，未来还会影响港澳地区的发展方向，并帮助整个湾区与国际接轨。
不过,要达到这个效果并不容易。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发改委主任何宁卡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还需解决一些现实问题：内部存在三个相互独立的关税区，还没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城市间在交通规划一体化、新兴产业错位发展、土地和资源集约利用、生态环境共治、公共服务同城化等方面面临协调难题；原始创新不足，区域内整体创新合作程度不深，创新资源未能完全实现共建共享，创新潜力尚未完全释放；交通枢纽功能不强，区域对外通道、湾区东西岸之间的连接依然薄弱，跨界基础设施交通衔接不够通畅；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压力严峻；在营商环境、国际影响力方面还有差距。
陈鸿宇认为，要解决何宁卡提出的这些问题，光靠粤港澳三地的协调是不够的，还需要更加宏观的统筹架构。只有在国家层面出台顶层设计方案，或者设立专门的国家级机构，上述问题才能真正得以解决。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持平观察到，过去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开展的许多尝试遇到了不少管理体制的困难，比如自贸区建设运营中可能会移植一些香港、澳门的成熟做法，但在市场配置资源程度不完全、对外开放程度不完全的大环境下，往往会遇到管辖权限、范围的限制。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包括自贸区的一些政策在内的尝试已经不够了。”袁持平认为，随着政府职能部门的条块化管理趋势越发清晰，涉及众多领域改革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还需要提升到国家层面来整体协调。
避免同质化城市间错位竞争
未来的大湾区规划建设中，地方政府该怎么做？两会期间，邓伟根被不少人问过类似的问题。
邓伟根表示，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该进一步开放，尤其在涉企服务、营商环境、体制机制等社会软环境的打造上要学习港澳经验。这方面，江门可以发挥和利用“中国侨都”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继续打造华人华侨创业创新之都，在粤港澳大湾区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他比较担心的是粤港澳湾区各城市间产业和城市定位上存在模糊或同质化的问题，“不应该是简单的每个城市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顾乃华认为，还在制订中的大湾区规划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可以从一开始的大湾区规划中引导城市间错位竞争，形成优势互补的局面。“比如深圳在科技、金融方面做得比较好，其他城市就要更有意识地错位发展。因为等到经济发展要素互相流通之后，大湾区的市场就不会相互分割，再学深圳搞科技、金融，就发展不起来。”
顾乃华补充，在促进大湾区城市间协作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在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着手，这是最容易做也最容易有效果的工作。在他看来，正在建设中的粤港澳大桥就是一个“大手笔”，能极大改变大湾区人才、科技以及其他市场要素的流动，从而帮助各城市市场自我调节，避免同质化竞争。邓伟根认为，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区域定位上，江门要重塑自身珠江西岸门户枢纽的作用，当务之急是加快交通枢纽设施的建设。
未来，珠三角的发展将从珠江东岸转向西岸，粤西纵深发展可以一直联通大西南，而江门恰好处在珠西门户的节点上。因此，邓伟根认为江门可以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强化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城市轨道交通、高速公路、高铁等方面发力，实现与周边城市的便捷交通。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林 实习生 张均斌 朱晓君 王方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