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年走进人民大会堂时,易家祥没有了最初的紧张,取而代之的是从容和自信。今年两会,这位33岁的全国人大代表把关注点聚焦在创新创业上。
从本科到博士,9年的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生涯中,易家祥有一半时间在实验室度过。毕业时,很多同学选择出国,易家祥却回到家乡的一家大型化工企业,只为实现“实业报国”的梦想。入职后,他从一线工人做起,跟着车间的师傅学习最基础的技能。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易家祥以“一线工人”的身份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如今,这个曾经的“博士工人”已经成为四川宜宾某大型国企分公司的总经理。
易家祥还记得,在校期间,老师和同学每天在实验室里没日没夜地研究课题,可到最后,大部分科研成果都成了一篇篇论文,被收入数据库,影响因子成了衡量成果价值的唯一标准。
这让已经进入企业的易家祥感到惋惜,他清楚,那些沉入数据库的论文,有很多都可以解决企业正在面临的技术难题。可由于学界和业界缺少有效的沟通机制,很多时候,双方都只能各自站在玻璃墙的一边,明明看得清楚,却难以触及对方。
这个问题也早就得到政府的关注。2013年,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曾指出,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
“表面上看起来很热闹,经常看到高校和地方有共建,主持各种对接活动,但效果并不好。”易家祥见过很多相关的报道,也参加过类似的活动,“究其原因,还是机制上不顺畅。”
在他看来,国内高校虽设立了不少专门负责科研成果转化的部门,但这些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很难称得上专业。
易家祥在去年经历了一场“很闹心、也很遗憾”的谈判。国内某著名高校的实验室试制成功了一种新工艺的纤维。易家祥找到实验室跟研究人员谈合作的时候,却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我们愿意花上千万元的价格购买,但对方不同意。”
“国内科研机构都想做‘一锤子买卖’,科技成果卖完就没有后续了。”在易家祥眼里,这是阻碍科技成果转化的一大原因,“企业后续缺少技术支持,很难做。”
他随后提到了美国的《拜杜法案》,这项法案鼓励非营利性机构与企业界合作转化这些科研成果,参与研究的人员也可以分享利益。2016年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也曾提到过这一法案,说像这样的国际经验还要好好研究。
去年那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谈判中,易家祥也曾提到“分享利益”的建议,但还是被对方拒绝。“我跑了差不多10趟,他们同意了分红,但要3成。”易家祥苦笑着说,“在美国,这个分享比例一般只有3%~5%。 ”
易家祥负责集团孵化器的管理工作,而且身边有很多创投行业的朋友,他说自己完全能够体会到创业的火热,但也看到了火热背后潜在的不安因素。
对于鼓励高校老师保留教职创业的做法,易家祥提出了更具体的政策设计。“商业和学术完全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在易家祥看来,这种声音在政府鼓励创业的背景下,显得不那么主流。但他相信,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到北京“不是来汇报成绩的,而是来履行职责的”。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