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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静身上，藏着两个“郝静”。
她自认为是世上最倒霉的女孩儿：从8岁开始，直到11岁，她一直被隔壁的叔叔性侵，“活人都不遭这样的罪。”
被这段经历所伤，也为了掩盖它，高中整整两年，郝静和男同桌半句话都没说过；年过40岁，一个知心朋友都没有；她甚至抗拒前夫触碰自己——晚上无法相拥，白天上街从不牵手，对方最终出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总在半夜思考如何结束生命，又记挂相依为命的儿子，迟迟不敢下手。
她也是“防止儿童性侵害”中最勇敢的志愿者。作为公益组织“女童保护”的兼职讲师，她跑到许多地方给小学生上课，攒下来的飞机登机牌一只手都握不住，熟人甚至感觉她“有点神经病”。“女童保护”成立3年，在28个省份开展公益教学，她一人在12个省份培训过4000多名志愿者。
3年前刚给孩子上课，郝静总委屈，想哭。看着活泼的孩子，她总想自己“当初要也有人帮就好了”。
这两年，郝静不再想这些了。可当天真的小女孩说自己前几天被坏人拖到草丛里，有行人经过才挣脱，她心还是难受得发紧，下课嘱托学校的老师，“记得给女孩看心理医生”。
防性侵的课程看起来并不复杂。正式开始往往伴随一场“我说你指”的游戏，指到屁股，几乎所有孩子都会笑——讲师就能顺势开讲哪些部位不能碰、遇到坏人怎么办等内容。
如何能在课堂的40分钟取得孩子的信任，才是讲师的本事。有小女孩在课堂上主动举手，说前几天单独去姨爷爷家，被“使劲抱住了”，连踢带打才挣脱。郝静赶紧摸摸她的头，给她礼物，夸她勇敢。在课堂上，这样的孩子不在少数，他们觉得这个阿姨像亲人。
有小孩和她约定，将来一起做公益，临走时特别不放心地嘱托，“老师你可得等着我啊！”“老师你可别老了！”还有一个班的小孩子围住她，让她在笔记本上签名留念。
能让别人敞开心扉的郝静，看起来已经彻底告别了以前那个倒霉又胆小的女孩儿。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她总是梦到幼时隔壁男人把粗糙的双手伸进衣服，自己只能哭喊，无力反抗。如今，这场梦很少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是她讲课的场景，以及那些在课堂上的童声、注视着她的眼睛。
3年前的一天晚上，郝静第一次在网上看到“女童保护”的教案。半夜三更，开着台灯一页页看下去，郝静回忆自己当时像触了电一样，手抖个不停。儿童防性侵的内容，像钢钉般一字字敲进她的脑海。
封闭了33年的回忆瞬间决堤。“难道有很多人和我一样？”眼泪再也憋不住。
刚成为“女童保护”志愿者培训师，郝静曾在课后遇到一名小学老师。后者告诉她，自己在9岁时遭受了性侵害，和丈夫相处，眼前总会出现那个侵犯她的男人的影子，身体忍不住发抖。她不敢回家，最终在怀孕8个月时离了婚。
郝静抱着有相同经历的姐妹嚎啕大哭，一晚上红着眼。
第二天课上，上百名中小学老师来听讲座，吵吵闹闹的。个别人还在玩手机，睡觉。他们觉得，这场内容还不涉及资质考核，不用那么严肃。那名小学老师坐在角落里，绝望地看着郝静。
强烈的愤怒感涌上了她的脑袋，“这么可怕的事，你们身边就有，为什么不重视？”郝静吼了出来，深吸一口气，“我曾经就有过被性侵的经历啊！”
教室瞬间安静了，郝静大脑一片空白，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公开场合说这些，也想不到自己能在恍惚的状态下，把脑海中回放了无数遍的场景，哽咽着，一句句讲出来。
讲到最后，她回过神，首先感到惊慌。在此之前，她完美伪装着自己。因为自卑，她甚至不敢长久直视别人的眼睛，害怕从别人眼中看到哪怕一点鄙视的目光。现在，“一下子全完了。”
然而害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恰恰相反，听课的老师们目光变得严肃、专注，还多了尊重。飘了多年的心回到了地上。
如今，当有人看不清防性侵的重要性，或者更直白地问“你们是觉得我们这边不安全，才想来讲课？”时，抛出自己的经历是郝静获取对方理解的最好方式。
有一次，一位她培训过的女老师在她上车离开前，把一张纸条塞到她手里。打开一看，里面写着自己幼时遭遇性侵的经历，还说“今天上了课深受感动，我要让我的学生们学会保护自己！”
“你看！这么多人都经历过，而且都不敢讲出来。我克服了，讲出来，是希望能帮助更多孩子远离性侵，这是不是也算一种勇敢？”
面对性侵害，郝静较真得让人尴尬。她一字一句地和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因为遭遇过性侵，所以对很多案件感同身受，而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觉得离自己很遥远。”
在童年最黑暗的岁月，郝静的母亲将所有爱倾注给了小她一岁的弟弟。很多夜晚，小郝静蜷缩在炕头，回忆着白天令人惊恐的细节，彻夜难眠，母亲则拥抱着弟弟，安睡在炕的另一头。她想告诉母亲自己的遭遇，可又觉得不会被当回事，甚至挨揍的可能是自己。
无数次纠结后，她脑海里只剩两个问题：我是不是多余的？我是不是该去死？
如今，郝静在很多时候会把要死要活的劲儿投到“女童保护”的课上，以淡忘过去的不愉快。“女童保护”的负责人孙雪梅记得，刚开始听郝静的课，有点心疼，甚至觉得她在和自己较劲。快乐是强颜欢笑，可她又努力把课堂气氛整得活跃，甚至会紧张到忘词。
她不肯错过任何细节：农村的一些孩子，沉默，胆怯，看到陌生人的目光，第一反应是躲闪。看到他们，郝静就心颤，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为照顾这些孩子，郝静给自己定下规则：必须提问到每一个孩子，多用目光去鼓励那些孤僻的、坐在角落里的娃娃。
用她自己的话说，每节课都要用十二分的努力去观察每一个孩子，再拼命调动课堂气氛。课讲完，累到恨不得瘫在椅子上，“哪怕领导来慰问，都懒得多说一句话。”
一天给某小学上完示范课，有孩子给郝静发短信：“老师，你能不能帮帮我。我才上五年级，可已经发生过性关系了。”
郝静慌忙回电话，手机关机，后来，又收到短信。郝静特别严肃地找到学校的校长，希望能帮忙排查。可对方笑着答应，没有下文，郝静着急难受得不行。
因为“较真”，她还被某县政府工作人员写成新闻：“老师那种言辞犀利的表述和‘低情商’的指责让优秀教师们感到汗颜，甚至很伤自尊，她的每一句评价都时时考验着学员的‘抗打击’能力。”
可新闻的最后也承认，“以往缺少了这种较真的教学态度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教研活动丢了灵魂。充满激情的崭新风格，为打造高素质团队奠定了基础”。
“每上一节课，就可能有孩子因此免遭厄运，这是闹着玩的吗？”郝静说。
在东北的一座县城里讲示范课，郝静没讲一半，教育局的领导起身，走了；她倒也不在乎，正常上课，还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了孩子们。
晚上聚餐，当地一位领导不客气，直接对郝静说，讲课“没啥用”，发生性侵案件的几率太小，“哪能遍地都是流氓啊。”
在郝静眼里，这逻辑幼稚得可笑，坏人又不会把特征写在脸上。曾经性侵她的邻居叔叔就是社区里公认的“好男人”，不喝酒，不骂人，经常从菜市场提点菜回家做饭，见谁脸上都挂着笑。
这个男人可怕的阴暗面只在单独面对郝静时展现。在被性侵的那3年里，郝静放学后为了躲避他，趴过自家菜园子，也躲进过玉米地和小树林。可叔叔经常能找到她，面带微笑地把她带回屋子里，或者就在外面施暴。平日出现在郝静父母面前，这个男人又是很自然的模样。
反转也很快发生在当晚的饭局上。领导高谈阔论的间隙，郝静的手机响了，白天上课的一名小女孩打来电话，“老师，我的舅舅总喜欢摸我怎么办啊？”紧接而来的是第二、第三个电话，“我爸爸喜欢看我换衣服可以吗？”“我都这么大了，爸爸还摸我的隐私部位。”郝静一边回答着问题，一边瞪着身旁的领导。
知道电话的内容，领导擦擦汗，清了清嗓子，对郝静说，“咱们准备一个周，然后全县推广这门课。”
做了3年女童保护，郝静对自我的芥蒂已经消磨了很多：找到了真心相爱的人并结婚，能拉手、亲昵，相拥入睡了。但直到去年年底，冲突还是会在两人间频繁爆发：郝静会时不时突然陷入对丈夫的怀疑，如果对方恰好没接到电话或短信，她就会陷入绝望，觉得已经遭到背叛。丈夫偶尔买了水果、花，郝静会惶恐，第一反应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今年2月16日，她转发了一条“那些被性侵的女孩，最后都怎么样了？”的文章，配的评论是，“恐怕很难走出阴影”。
对于儿童性侵害，毫无疑问，预防是最好的办法。像郝静这样的受害者，“即使极度幸运能走出来”，两种力量的搏斗也仍旧久远地蔓延在血液里。
与记者见面那天，当记者主动为她拉开咖啡厅的门时，郝静迟疑了很久，然后侧着身，缩起来，飞快闪了过去。
她说自己无论在哪里，都喜欢走在人群最后。当有男人在自己身后时，“整颗心都会缩起来”，总怕对方会像当年邻居的叔叔一样，突然从背后抱住自己。这个习惯已经改不过来了。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郝静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盟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