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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这是一份沉重的名单，1772个鲜红的名字被刻在一面巨大的、由红褐色大理石砌成的墙上，整面墙像翅膀一样张开，接受清明节前雨水的洗礼。
因镌刻着迄今为止人民空军牺牲的1772位空勤人员和飞行员的名字，这面巨墙被称作英烈墙。地处京郊的中国航空博物馆英雄广场上，几个参观者撑着伞在墙前久久伫立，望着鲜红的名字沉默不语。
偌大的中国航空博物馆平日里安静而庄严，但每年清明节和11月11日空军成立纪念日前后，大批纪念者从全国各地赶来，有的面色凝重，在英烈墙前肃立、默哀；有的一遍遍抚摸着墙上的某一个名字，泪流不止；还有的人情绪激动，失声痛哭，在这面墙前长跪不起。
“国家没有忘记你们啊！”一位烈士遗属噙着眼泪说。
宽阔的英雄广场中央，一束长明火在雨中跳动，两名神情庄重的哨兵守护着1772位烈士的名字。这1772个名字背后各有各的故事，串起来就是一部人民空军的发展史。
一个名字，一场迟到65年的祭奠
工作之余，中国航空博物馆原馆长齐贤德喜欢去英烈墙转转，这个习惯始于2009年，英烈墙落成之时。
当时正值人民空军成立60周年，空军首长要求加强文化建设，中国航空博物馆进行大规模的改扩建，英烈墙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工程。
这面高约4.5米、长约16米的墙位于中国航空博物馆南侧，前面是高大的“蓝天魂”雕塑，后面是内部被挖空、用作洞库的大汤山。松柏掩映，庄严肃穆。
英烈墙的西侧，有一面造型相同、镌刻着262名英模人物姓名的英模墙。两面墙合称空军英雄纪念墙，恰似战机的机翼，又像一双张开的翅膀。
齐贤德记得，英烈墙建设前，空军相关部门正在召集专家，梳理东北老航校至今牺牲的空勤人员和飞行员名单。一天，华龙毅的儿子、身材高大的华山看到了名单，皱着眉头说了一句：“名单上怎么少了一个名字？”
“少了谁的名字？”专家忙问。
“朱学才。”华山特意向父亲华龙毅打电话求证。
华龙毅是东北老航校时期的飞行员，在朝鲜战场上曾单机与敌军14架飞机浴血奋战，共击落击伤敌机4架，是我军空战史上第一个特等功获得者。
离休后，他开始断断续续地写自己的从战经历，提到了很多烈士的故事。华山从小就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
“1950年11月空4师成立后，我父亲曾在10团29大队，朱学才是他的第一位僚机飞行员。”华山回忆道。
1951年1月8日，朱学才在飞行训练中驾机进入前机尾流，不幸进入螺旋，坠地牺牲，年仅22岁。
“朱学才是抗美援朝时期空军牺牲的第一位烈士。”华山说，父亲口中的朱学才是个聪明、谦虚、细心的人，“他和江苏同乡、僚机飞行员纪正清，还有我父亲住在一个房间，3个人经常在一起讨论训练。”
2009年，英烈墙正式落成时，朱学才烈士的名字出现在了牺牲人员名单中。令华山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名字的出现，竟牵出了一段令人动容的故事。
朱学才牺牲后，因为家庭路途遥远，部队要求战时保密，中断了与他的联系。几十年里，朱学才的兄弟姐妹几番寻找，均无所获。
“一定要找到学才兄葬在哪里呀！”2015年，朱学才的大弟，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从上衣口袋中掏出烈士泛黄的照片，反复嘱托他的外甥陈绕天。
3年前，陈绕天曾在网上发帖求援，贴出的照片中就包括刻有舅舅名字的英烈墙。
后来，陈绕天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位东北老航校家人的回忆文章和纪念册，里面均提到了朱学才的名字。经过多方联系，2015年3月，他终于得知舅舅的墓地在沈阳市棋盘山烈士陵园。
此时，距离朱学才牺牲已经过去了整整65年。
“学才舅啊，我们知道，你等得太久太久了。你可不能怪我们老朱家无能啊，你可不能怪你的父母不疼爱……”去朱学才墓前祭拜时，50多岁的陈绕天面对墓碑，一边流泪一边大声念出自己写的祭文。朱学才的弟弟，70多岁的朱五才在悲伤的朗读声中哭倒在地。
这场祭奠过后，华山才辗转联系上陈绕天，得知了烈士身后这段心酸的往事。那段时间，他第一次打开父亲华龙毅留下的笔录，震撼不已，“小时候听过的英烈故事全联系起来了！”
华山决定，只要父亲笔录里提到的人，他都要访谈一遍。
这一谈，他才惊讶地发现，几十年如一日寻找烈士的并不只有朱学才的家人。吉翔，驾驶汪伪政府“建国”号专机起义的飞行员之一，1946年6月7日在飞行训练中遭遇发动机停车，为保全飞机壮烈牺牲。直到2011年，他年近八旬的儿子吉廷俭才在牡丹江烈士陵园找到父亲的坟茔。
“奶奶，俺找到俺爹了……”为父亲扫墓时，头发花白的吉廷俭忍不住大喊一声。他的奶奶早已不在人间，去世前最后的愿望，就是找到吉翔的墓地。
2016年，华山和东北老航校后代共同发起成立东北老航校研究会。当年清明节，研究会组织250多名经历过老航校时期的前辈和后代、抗美援朝时期牺牲的飞行员家人去航博举行集体祭奠活动。其中，很多烈士家人都是第一次看到英烈墙，第一次知道亲人的名字被刻在墙上。
“这些名字，应该变成一个个被人们记住的故事。”华山说。
不打仗时开追悼会，打仗马上起飞
翻阅着父亲的笔录，更多烈士的故事从华山的童年记忆中被打捞出来。这些故事大多集中在抗美援朝时期，烈士的名字如今被镌刻在英烈墙上，接受后人的纪念。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刘震为司令员的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华龙毅的笔录中详细讲述了几位战友牺牲的经过。
1951年2月10日，朱学才牺牲后一个月，他的江苏老乡纪正清在一次实战训练中与美军飞机遭遇，纪正清驾驶的米格－15战机不幸被击中，壮烈牺牲。
“前面带队的苏联空军大队发现与美军飞机编队遭遇，指挥员命令迅速爬升占位，纪正清驾驶的僚机爬升仰角太大，又迎着阳光，因此被美军飞机击中。”华山说，当时的飞行员训练时间非常短，没有实战经验，却以血的代价在战争中成长。
“能不能帮忙寻找纪正清烈士的亲属？”时隔65年，华山在那通打给朱学才烈士外甥陈绕天的电话中请求。陈绕天一口答应下来，短短几个月，他就找到了纪正清的侄子、刚刚从棋盘山烈士陵园扫墓回来的纪国全。
半个多世纪后，两个从未谋面的江苏人，因为长辈之间的战友情促膝长谈，最后成了很好的朋友。
1951年10月16日下午，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华龙毅迎来了那场为空军赢得荣誉的战斗。在清川江上空，他驾驶米格－15战机与美军14架先进的F－86佩刀式战斗机周旋，击落、击中F－86各一架，自己也身负重伤，左肘被击穿，腿部中弹，最后一刻成功跳伞，落在平壤白云山上，被阵地上的39军战士所救。
“父亲被救后，恢复了很长时间，再次回到空4师时，已经是1952年4月。”华山回忆，当时华龙毅最想见的就是他的4号僚机飞行员陈书兰。
在华龙毅的印象中，这位亲密的战友聪明、机敏、善于第一时间发现敌情，任何时候都紧随长机、保护长机。上次激战，他一直目睹到最后一刻，直到自己跳伞才返航回去进行报告。
一天，华龙毅专程来到陈书兰所在的团，飞行员们知道战斗英雄回来了都非常高兴。
“您今天怎么来了？”他们兴奋地和华龙毅打招呼。
“我来看陈书兰啊！”华龙毅也显得很激动。没想到，话一出口，所有人都不吭声了。
“陈书兰牺牲了……”半晌，才有人告诉华龙毅。
啪地一声，这个尚未痊愈的老兵瘫坐在地上，不发一言。
“这样不行，你得哭出来啊！”不一会儿，赶来的航医焦急地说。直到这时，华龙毅才放声痛哭。
“战争就是如此残酷，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华山说，从那以后，父亲就落下一个病根，一旦要哭就要哭得彻底，否则就不能哭。
今年89岁的老人于官堂也是那场战争的亲历者。1953年，空5师受命开赴位于安东（今丹东）的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于官堂当时是师领航主任。据他介绍，空5师是强击机师，此次入朝是为了配合38军阻击美军可能实施的清川江登陆。
后来，美军并没有登陆，空5师的周密筹划没能派上用场。但在丹东附近的浪头机场和大东沟机场，于官堂亲眼目睹了歼击机部队飞行员作出的牺牲。
“每天出战都有几架飞机回不来。”于官堂说，“早上吃饭的时候还在一起，降落时就有一两个人没能回来。”
空军成立之初，建军方针是“在陆军基础上建立空军”，第一批飞行员很多是从陆军选调的干部，“真枪真刀干过，作战很勇敢。”“不打仗的时候开追悼会，打仗马上起飞。”于官堂这样形容当时歼击机飞行员的状态。
然而，于官堂并不知道，他眼中勇敢的飞行员经常目睹战友牺牲，内心承受着巨大的悲痛和压力。直到晚年，那场战争的记忆还折磨着华龙毅。“父亲经常在梦中叫喊，有时甚至从床上滚到地上。”没有办法，家中总是有人在他睡下后把椅子挡在床边。
由于战况惨烈、部队几经调整，几十年后，一些牺牲飞行员的坟冢至今仍未找到，其中就包括华龙毅一直惦记的僚机飞行员陈书兰。
“英雄魂归何处啊？”华山不禁长叹。
去年东北老航校研究会组织英烈墙纪念活动，华山邀请了陈书兰烈士的家属参加，烈士的叔叔、弟弟、外甥、外甥女从东北坐火车到北京，“坐了一路，哭了一路”。
看到英烈墙上烈士的名字时，几位亲属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长跪不起，涕泪俱下。几十年来，这些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人终于找到了可以给英雄下跪的地方。
铭记牺牲者是一个民族、一支军队的良心所在
自2009年落成以来，英烈墙前从来不乏纪念者。除了英烈家属，更多的是社会上的普通大众。小学生行少先队礼，军人行军礼，企事业单位员工重温入党誓词……人们用不同的方式缅怀英雄。
“始终铭记牺牲的军官和战士，是一个民族、一支军队的良心所在。”空军指挥学院教授王明亮说。
从2010年起，每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成立纪念日之际，空军都要举行向空军英雄纪念墙敬献花篮仪式。官兵们依次瞻仰英烈墙和英模墙，表达对英雄的敬意和怀念。
每年清明节前，空军指挥学院也会组织学员到航博参观，学院教务处处长张海峰介绍，学员的主体是团级指挥员，基本涵盖空军各个兵种和专业，瞻仰英烈墙时，他们会仔细地寻找前辈、领导和战友的名字，眼眶发热，久久不愿离开。
2012年，王明亮曾经到加拿大国会大厦参观，那是一座哥特式的建筑。在中心最高的塔尖内，他看到很多厚厚的名册，“全是人名和时间”，一问才知道，这是加拿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将士的资料。
“哪怕是最普通的士兵，牺牲后都被记住名字，不管有没有立过功！”王明亮至今仍记得那一刻的震撼。
华山也有过相同的震撼。一次，他带朋友参观英国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看到教堂顶端挂着一面军旗。牧师告诉他，但凡有国家英雄出自这个教区，不管他最后埋葬在哪里，他所在军队的旗子都会挂在教堂上空，“这叫与上帝同在。”
英烈墙的建成让两人欣慰不已。“这面墙具有特别的意义。”王明亮说，它不仅记录了在战场上为国牺牲的空军飞行员，而且记录了和平时期在训练场、试飞场上牺牲的空军飞行员，“他们都是英雄！”
在这里，英雄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是各有各的姓名，各有各的故事。它所带给学员们的精神震撼“远胜于书本上的说教”。
组织参观前，空军指挥学院的教员们为学员讲述空军发展历史，其中会专门介绍空军英烈。军事历史学教员邹轶男刚开始备课时，“一边准备课件，一边在办公室哭”，第一次在课堂上试讲，她又当着学员的面掉了泪。
“当我们站在英烈墙前和英烈进行超时空对话时，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这些远走但从未消失的名字。”她站在讲台上一字一句地说。
邹轶男曾多次带队去航博参观，她发现，来自不同部队、不同军兵种的学员在参观装备时关注点各不相同，但瞻仰英烈墙时感受却是一样的，“很严肃、很庄重，所有人都会围着英烈墙，从头到尾瞻仰烈士的名字。”
那是一种崇敬英雄、缅怀先烈的氛围。
“近些年，社会上这样的氛围越来越浓厚。”王明亮说，“全国甚至有一些协会和民间组织自发地搞烈士纪念活动。”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郑州军迷群体纪念8位在国土防空作战中牺牲飞行员的故事。
“1960年11月19日晚，空军某师出动4架次改装后的图－2轰炸机拦截国民党的P2V侦察机，两架轰炸机在拦截过程中撞山坠毁，8名飞行员牺牲。”王明亮打开课件，用低沉的声音介绍，“由于种种原因，这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鲜为人知。”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几名郑州军迷利用十几年时间，走访百余人，在空军机关人员的支持下，基本还原了那场战斗的真实面目。他们成功组织了近400人参加的纪念活动，找到了两架飞机准确的坠机地点，并在那里为烈士们立碑。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特别引以为奇，特别感动。”王明亮说。从那以后，他每年都要把这个故事讲给学员们听。
目前，这8位烈士的名字刻在英烈墙上，事迹挂在互联网上，他们的故事将为更多人所知晓。
我想离父亲近一些
随着国土防空作战的胜利，飞行员群体告别了在战争中大规模牺牲的阶段。但每一年，牺牲名单的长度都在缓慢增加。
“这并不是说我们飞得不好，而是空军职业特有的特点。”王明亮说，“我们的飞行员每时每刻都在承担着生命风险。”据统计，许多西方国家在训练中损失的飞机架数基本与作战任务中的损失数量持平。
中国航空博物馆原馆长齐贤德介绍，英烈墙建成后，航博以每年10月1日为界线，搜集上一年牺牲空勤人员和飞行员烈士名单，把他们的名字镌刻在墙上。这些新增的烈士大多是在试飞、飞行训练、抢险救灾等任务中牺牲的。
很少有人知道，这面英烈墙还见证了一个博士女儿对试飞员父亲的思念和追寻。
39岁的杨欣保持着一个习惯，闲暇时，她会跑到英烈墙前默念心事，墙上刻着她父亲的名字——杨会禄。
杨会禄是一名空军试飞员，1982年12月16日，在某型新机试飞任务中，因飞机失事壮烈牺牲，年仅35岁。
“出事前天晚上，他把家里的活儿干完了，说明天有飞行任务要早点回部队，一点儿反常都没有。”杨会禄的爱人姜春梅回忆。杨会禄牺牲时，杨欣只有4岁，关于父亲的很多事情，她都是从母亲的讲述中听来的。
第二天一早，姜春梅把大女儿杨柳送到学校，把小女儿杨欣送到托儿所，自己刚到单位，车间里就有人喊，飞机掉下来了！
“出事儿了！”姜春梅心里一紧，手里的书掉到了地上。她赶紧跑出去开自行车锁，拿钥匙的手干捅了半天，却怎么也捅不到锁孔里。“这时车间主任叫我，说给我派个车送到家里，我一下子全明白了。”姜春梅捂着脸说，“天昏地暗啊。”
姜春梅和杨会禄1973年结婚，刚处对象时，姜春梅的父母觉得当飞行员危险，都不同意，两人却一见钟情。“杨会禄当时有个外号，美男子，皮肤特别白净、红润。”时隔35年，头发花白的姜春梅笑着回忆。
她对丈夫的第二个印象是技术过硬，爱钻研。飞机失事前，杨会禄所在的试飞大队派他去国外进行某型飞机改装培训。在语言不通、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他很快掌握了飞机的航空理论知识和驾驶技术。
“这么难他给学回来了，还带出了一大批飞行员。”姜春梅骄傲地说。
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夺走了这位天之骄子，也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幸福生活。
“父亲出事那天，妈妈哭得死去活来，姐姐也被大人搂在怀里不停地哭，没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杨欣说。直到后来，她才知道父亲的离去对整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
丈夫牺牲后，姜春梅“既当妈又当爸”，一人扛起家庭重担。她把桌子上摆满书，墙上挂上地图，辅导两个女儿写作业，孩子睡了再去做家务。
冬天储存冬菜，别人家都是男人打头阵，她带着两个女儿往地窖里运白菜、土豆、萝卜，“孩子从上边给我递，白菜往下一扔，散花儿了，只能用绳子系住一棵棵往下吊”。
杨欣家里保存着两张照片，一张是父亲牺牲后不久姜春梅和两个女儿的合照，照片中的她把两个孩子拢在身前，像只翼护幼崽的荆棘鸟；一张是女儿长大成人后的合照，两个穿军装的女儿挽着她的胳膊，笑容灿烂。
“两张照片一对比，我几十年的甘苦都在里头了！”姜春梅说。
如今，两个女儿双双拿到博士学位，姜春梅到哪儿都挺着胸、抬着头：“我对得起你们的父亲了！对得起你们老杨家了！”
2010年，博士毕业的杨欣听北京的同学说，中国航空博物馆有面英烈墙，墙上刻着父亲的名字，当年国庆，她就陪着母亲赶到这里。
35年里，姜春梅年年到丈夫墓前祭扫，当年的哭天抢地已经归于平静。但母女俩在英烈墙上找到杨会禄烈士的名字时，满头白发的她还是流泪了：“老杨，国家没有忘记你们，空军没有忘记你们啊！”
本来，杨欣已经留在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任教，但这次航博之行后，她思考许久，决定放弃大学教员的职位，申请到中国航空博物馆工作，加入空军。
“从看到英烈墙上父亲的名字那一刻起，我仿佛找到了父亲。”她在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里写道，“我长大了，我想去陪着他，让他知道他的女儿就在他身边，真的很想念他！”
现在，杨欣如愿以偿，成为中国航空博物馆信息资料室的一名工程师，忙完工作就跑去英烈墙，看看父亲的名字。姜春梅也搬到她的家里，帮忙照看外孙女。
每年清明节，她们一家三代都要去英烈墙前，看一看那个刻进生命中的名字。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在英烈墙镌刻的1772位烈士姓名中，有5位烈士的名字后面加了“（女）”字，显得格外显眼。她们中有4位是飞行员。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空军特级飞行员、功勋飞行员刘晓连少将接受记者采访，平静地回忆起她和几位女飞行员的故事。
“第一位牺牲的女飞行员叫陈志英，是新中国首批女飞行员，也是我的老大姐。”刘将军说，“她身高1米7多，有个外号叫大旗，是女飞行员中扛旗的，人非常有威信，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飞得很不错。”
刘晓连是空军第3批女飞行员。上世纪60年代，刚刚入伍不久的第三批女飞行员到西郊机场锻炼，上级指示第一批和第二批女飞行员对她们进行帮带。慢慢地，她和这些老大姐逐渐熟络起来。
1968年7月25日，陈志英和第二批女飞行员潘隽如驾驶直升机执行任务时不幸坠毁，两名女飞行员因公殉职。如今，她们的名字一前一后，刻在英烈墙的中间位置。
“第三位牺牲的领航员徐保安和我是同批的飞行员。”刘晓连缓缓地说。1970年6月28日，徐保安和机组成员在试飞伊尔－14型飞机过程中，因飞机机械故障坠毁牺牲。
“我们是一起招飞到空军的，在一个飞行大队生活，她很年轻，是个性格非常开朗的东北姑娘，一下子就没了。”刘将军惋惜地说。
每到清明节和空军成立纪念日，她都会想起那些离开的战友。
实际上，刘晓连本人也曾经历过生死考验。1982年9月20日，在运输机被撞伤的情况下，她带领机组成员一起挽救飞机，并冒着双腿被撞断的危险全力蹬舵压杆，将飞机成功迫降在跑道旁的草地上，为即将降落的歼击机群让开了通道。
面对牺牲这个话题，经历过生死瞬间的刘将军显得非常坦然：“飞行是勇敢者的事业，飞行员的危险系数很高，但是心理准备也更充分。”
“听到战友牺牲，我们心中会痛惜、震惊，但是不会哭天抢地，接受不了现实。”她补充说，“我们随时准备牺牲一切。”
上世纪60年代，当刘晓连还是一名年轻的运输机飞行员时，就曾听说过一场悲壮的牺牲。
“几架飞机同时起飞执行运输任务，第一架起飞，飞机故障坠毁在跑道头，爆炸燃起熊熊大火，后面第二架、第三架接着起飞呀，没有时间让你去悲伤！”她平静地说，“更不用说抗美援朝时期，空军刚刚组建，许多西方国家说一夜之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一支有战斗力的空军，你想想，那是牺牲了多少飞行员换来的？”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她引用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中的一句话来说明飞行员群体对待牺牲的态度。
2016年11月12日，空军成立纪念日的第二天，空军举行向英雄纪念墙敬献花篮的仪式，刘晓连和13名第三批女飞行员共同敬献了花篮。
就在同一天，距这面英雄墙100多公里的河北省玉田县上空，空军第八批女飞行员、中国首批女歼击机飞行员余旭在飞行训练中不幸牺牲。
今年11月1日，余旭烈士的名字也将被镌刻在这面摆满花篮的英烈墙上。
曾有媒体采访刘晓连，请她谈一谈如何对待余旭的牺牲。
“擦干眼泪继续飞呀，这才是我们飞行员的性格！”这位空军少将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