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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敏
视频编导：孙亚男 实习生 贾梦梦
H5制作：中青融媒工作室
文稿编辑：蒋韡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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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颁奖台上的中国建筑师穆钧，手拿四川农村地区传统的夯土木锤，用中文对着镜头说：“李洪元，你们家的夯锤被我带到了法国，展现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我想告诉你，大家非常喜欢你家的夯锤，也非常喜欢你们的传统。”
2016年7月14日，在法国里昂召开的第12届世界生土建筑大会上，四川省攀枝花市会理县马鞍桥村灾后重建综合示范项目，荣获了TERRA现代生土建筑大奖。
家住马鞍桥村的李洪元收到这段视频，惊讶得合不拢嘴。这个小村庄没有公共交通，电话信号时有时无。在穆钧和许多志愿者的帮助下，这里的33户村民取用当地的泥土制作夯土，在地震后重建家园。这些土房子宽敞明亮，每堵墙至少有50厘米厚，墙面光滑平整，侧墙有圆形的通风口，大小不一的窗户都嵌着透亮的玻璃。
李洪元没有料到，这个不起眼的夯锤能出现在法国，还被留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土建筑教席总部。他更不会想到，用它锤出的土房子接连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环保建筑大奖”、文化部“中国设计大展优秀作品奖”等多个重要专业奖项。
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两个月后，攀枝花地区发生6.1级地震，马鞍桥村严重受灾。 同年10月，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委托香港无止桥慈善基金，统筹香港中文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高校成立联合团队，以马鞍桥村为基地，启动了震后村落重建研究与示范项目。穆钧是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一片废墟中，村民聚集在一棵大树下，眼神空洞绝望，脸上写满无助。因为道路阻隔，砖瓦成本翻了3倍，虽然政府为每户提供两万元重建资助，但对年人均收入仅有1000元的马鞍桥村村民来说，重建费用仍是难以承受之重。
当时，穆钧刚跟随博士生导师吴恩融教授完成甘肃省庆阳市毛寺生态小学的项目，那是一座用生土修筑而成的学校。生土，指以原状土为主要原料，无需焙烧，仅需简单机械加工，便可用于房屋建造的建筑材料。其传统形式包括夯土、土坯、泥砖、草泥、屋面覆土等。根据对建成校舍的跟踪监测，即使在气温平均低达零下12℃的1月，无需任何采暖措施，仅利用40多个学生的人体散热，教室内便可以达到适宜的舒适度。其造价是当地具有同等抗震、保温性能的常规砖混房屋的三分之二，且全部施工仅由村民利用简单的工具完成。
“中国传统中，常以‘土木之功’作为所有建造工程的概括之名。”穆钧说。生土与木材一样，在我国传统营造技术和建筑文化遗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生土为主材的建造传统，在我国拥有数千年的历史。2010年～2011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全国农村开展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农房现状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传统生土材料在乡村房屋建设中的应用遍及各省。在中西部12个省，以生土作为房屋主体结构材料的既有农房比例，平均超过20％，在甘肃、云南、西藏等省份部分地区，该比例甚至超过60％。
穆钧的搭档、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结构专家周铁钢发现，震后受损严重的多为近30年内盖的新土房，反而一些年头更早的土房受损很轻。
周教授认为，在相互攀比心态的作用下，近年新建的夯土房屋层高、进深以及门窗大小无节制地增大，其抗震性能必然越来越差。房屋大量损毁并不全是传统夯土的“错”，可能是传承出了问题。
在穆钧看来，夯土房是重建马鞍桥村最好的选择，然而伤了心的农民则认为，土房子是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是最坏的房子。
周铁钢和穆钧开始了夯土房改造升级工作。基于多年的抗震研究经验，周铁钢发掘出竹筋抗拉、竹楔抗剪等一系列当地传统抗震建造经验，并结合当今的科学理论对当地传统夯土房屋结构和建造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提升，形成了一系列可就地取材、简便易行且能有效抗震的技术措施。
一个寒气逼人的冬日，周铁钢将村民召集到一起。眼前是两堵长、宽、高一样的墙，一个是用村民近年的方法夯筑的土墙，一个则是用改良后的新型夯土。一台改造过的千斤顶对两面墙施以相同的力量。压力作用下，旧土墙倾覆倒地。随着压力不断增加，“嘎嘣”一声，千斤顶断了，而新夯土墙却纹丝不动。“夯土墙竟然可以这么结实！” 村民重新树立了对夯土房的信心，
来自城市的设计师们，对夯土房的结构进行了新的规定：墙体中一定要增加竹筋和木桩；必须限定最高高度；墙的厚度不得低于一定标准；房子的后墙要留有通风口，窗户的大小要按规定镶嵌……
马鞍桥村村民过半数不识字，即使有了改良提升的建房技术，但如何教会他们是个不小的挑战。在穆钧的建议下，村民们推举出一对无力重建的孤寡老人作为示范户，从每家雇佣一个劳动力，组成村民施工小组，志愿者和村民同吃同住，一起修筑“最好的土房子”。
万丽是马鞍桥村重建项目的志愿者之一。这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女博士生，在村民杨兴琼家里连续住了半年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她曾发微博自嘲，曾以为建筑设计师的工作是穿着漂丽的职业套裙，戴着安全帽在高大上现代建筑里指挥，而现实却是戴着破草帽，穿着T恤衫牛仔裤，在农村与农民一起动手夯土。
示范农宅竣工后，村民们换工协助，仅用3个月便完成了所有房屋的主体重建。由于村民互助自建，这一切的造价平均仅为每平方米150元，是当地震后常规砖混结构农宅造价的十分之一。90％的建筑材料都是免费取自本村的自然资源和震后房屋废墟，村民只需购买少量的水泥和混凝土。
志愿者团队以照片、手绘为主，针对普通村民和农村工匠，编写出版了《抗震夯土农宅建造图册》，并在住建部支持下，免费发放有夯筑营建传统的西南农村地区，以进一步推广该项目研究成果和经验。
设计师们为村里建了一座长达66米的桥，孩子们再也不用涉水过河上学。村民从未见过的活动中心也在村口建立起来，这是送给村民的礼物——一个弧形的双层夯土建筑。活动中心将空地围成圆形广场，村民大多是彝族、傣族等少数民族，这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十分契合。
活动中心剪彩那天下午，村民们在广场中间跳起了舞，喜悦的歌声环绕在大山上空。
项目即将结束的一天晚上，志愿者们聚集在村民杨兴琼家里，围着长桌吃老阿妈做的饭菜，端着酒杯唱起歌，援建一年来所有的辛苦、委屈甚至与村民发生的争吵，都不重要了——他们建成了“最好的土房子”。
总有村民问穆钧“房子盖好了，什么时候刷白墙啊？”即使获得很多国际大奖后，穆钧仍经常听到这样的评价“房子很结实，住着也舒服，只是……看起来还是个土的……”
“生土就是贫穷落后”的认知，在村民们心中根深蒂固，这似乎也是中国农村面临的普遍问题——农民们热衷推倒土房盖砖房，并在房子外墙上贴满各色瓷砖。
在参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传统民居谱系研究”和“中国传统民居建造技术研究”两个课题后，穆钧有机会从更为宽广的时间和空间尺度来思考：对于传统民居建筑文化传承的命题，我们到底需要传承什么，如何传承？
穆钧常讲这样一个故事。建筑学教授吴恩融针对毛寺村无止桥的设计，飞到英国向著名桥梁结构大师Antony Hunt请教，并借用毛寺村村民自己建造的独木桥的照片，向Antony介绍当地贫困的状态。Antony Hunt先生盯着那张独木桥的照片沉思良久，对吴教授说：“其实，你们不应该来问我，你们最好的老师，是那些村民……”
这片河床由裸露凸凹的基岩构成，村民们利用秸秆编织成筐并装满石头，放在河床上作为桥墩，上面放根木头便形成了独木桥。受Antony的启发，吴恩融团队结合村民们的经济条件和技术能力，重新审视了那座独木桥的优点和缺陷。最后的方案充分利用了原有的建构逻辑，并通过替换部分材料来克服其缺陷。这个思辨过程，对于团队后来在生土建筑方面，从发掘、改良直至革新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启蒙。
穆钧曾在论文中写道：当我们抱怨农村房屋千篇一律时，作为专业人员的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什么选项？他们能够选择和模仿的只能是在城市里看到的一切。相比各种家电下乡、建材下乡，当前的中国乡村，更加迫切地需要引智下乡。需要各领域大量具有乡村情怀的专业人员，卷起裤腿，真正地深入农村，发挥过去乡村精英和能工巧匠的作用，与当地的村民一同研究探索，如何利用本地的资源和条件，去解决当下面临的实际问题。
穆钧希望告诉更多的人，用生土照样能盖出美观、实用，但比钢筋混凝土建筑更加环保、生态的房子。2010年，穆钧参加了奥地利生土建筑大师Martin Rauch主持的夯土建造工作营，并于次年受邀参加国际生土建筑节，由此对国外相关研究与实践有了更深认识。
穆钧受邀第一次在法国介绍灾后重建经验时，台下一位法国老人湿润了眼睛，“没想到中国农村是这样的现状，还好有你们这样一群人。”穆钧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在中国，还有王澍、张永和、华黎等先锋建筑师，在现代夯土建筑领域有一系列成功的实践。
每当被问及传统夯土和现代夯土的差异时，穆钧习惯拿布料来做比喻：传统夯土就像土布，随着聚酯纤维的发明，“的确凉”布料一度风靡全国。今天，兼具两者优点的纯棉制品深受欢迎。现代夯土正是穆钧努力研究的生土类“纯棉制品”。
现代夯土根据原状土土质特点，添加相应比例的细砂和石子，通过含水率的控制和基于机械的强力夯击所带来的物理作用，使得干燥后形成的夯筑体的力学性能，以及耐水、防蛀、防潮等性能得到极大提升。
在甘肃省庆阳市马岔村援建时，志愿者们都喜欢看星空，这也为他们带来了灵感。马岔村托儿所两侧土墙交会处是一个幽暗的角落，设计师们在墙体内部夯进数十根直径不等的亚克力棒，阳光从中穿过，在厚实、幽暗的土墙角落里，营造出戏剧化的星空效果。“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对这个土房子产生更多的兴趣与情感”。
在一份介绍马岔村项目文本的末尾，除了设计团队、项目管理以及项目赞助方，穆钧还附上了37位村民、92位志愿者名字——参与共建的村民名字，排列在志愿者名字之前。
穆钧一直牵挂着马鞍桥村。他听说，马鞍桥村上游将建水电站，村子在淹没区内。那些承载着许多理想的夯土房子，得过许多国际大奖的最好的土房子，将默默地化成泥水，融入水库，重归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