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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几乎白透了的头发和大胡子，戴伟（David G.Evans）看上去完全不像一个年近花甲的人。上午10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北京化工大学无机楼的办公室见到了戴伟教授。
在人生的前30多年里，戴伟一直按部就班地生活在英国，先从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到布里斯托大学做博士后，然后在埃克塞特大学任教，并未踏足过中国。
如今，戴伟说着一口流利得让人怀疑他是个“假外国人”的汉语，习惯了周末加班的“中国式”生活，痴迷于中国的文化、烹饪和啤酒，还成为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和化学科普专家……这种种“元素”在他的生活中碰撞组合，恰如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学的第一句汉语是“没有”
这一切要从1987年说起。
那年，戴伟第一次来到中国，受邀到南京参加一次国际性配位化学会议，会议结束后便到苏州、上海等地游览。当时的中国远没现在这般繁荣，即便在上海滩，街上跑的也还是票价几分几角钱的“巨龙车”，晚上6点后就再难找到营业的商店和饭店。“超市？没有。餐馆？没有。住宿？也没有房间……”戴伟说，他在中国学会的第一句汉语不是“你好”，而是“没有”。
尽管如此，戴伟还是对中国着了迷。在之后8年里，他每年都要来中国一次，每次来之前都会特意跟着磁带录音机学习汉语。“当时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很少，也没网络，只能自己学。”一到中国，戴伟就试着用学到的汉语去交流。
这期间的伦敦“年年如是”，依旧是老样子，而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却每每让戴伟感到惊喜，他在这里看到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期盼着新的生活和体验。于是在1996年，他决定，到中国定居、工作。
“你疯了？”“你很勇敢！”戴伟的同事一脸不解，这位牛津大学博士、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博士后、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教师、研究室主任及化学系教学委员会主席，为什么要跨越半个地球去“穷乡僻壤”工作？但戴伟坚信自己的选择，“几年之后，你来中国看我的时候就会明白”。
那年9月，戴伟正式成为北京化工大学特聘教授。虽然当时4个人挤在一间小办公室，实验设备也不够先进，有的实验药品甚至要等上个把月才能送到，但戴伟却乐在其中，做实验，带学生，搞产业化……他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应用化学系现代化学研究所教授段雪，共同开辟了层状及层柱结构材料研究领域。
“北化工的一大特色是将基础研究与产业化相结合，而在英国往往只是基础研究，很少有搞产业化的机会。”目前，戴伟所在的实验室有一个项目就是帮助牛津大学把某项研究转化为产品供给一家知名企业，并已在山东建立了小规模生产线。“如果没有我们，牛津就没法和这家企业合作。产业化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对社会发展意义重大。”说完，戴伟补了一句，“不来中国才后悔”。
科普界的一股“洋流”
在所有工作中，戴伟最为乐此不疲的则是“科普”。2011年，他在一位英国慈善界朋友的邀请下去北京某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化学，自此便在科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以说，“科普”和旅游、中国菜、啤酒一样，已成为他生活的“关键词”之一。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的前一天，戴伟教授还为北京市和平街一中的学生演示了一场神奇的化学“魔术”——半瓶黄色溶液经他一摇就变成红色，再摇又变为绿色，这个名为“化学红绿灯”的实验引来了学生们的连声惊叹。
是什么引起了溶液的颜色变化？有学生说“是盖子上有东西”，有的说是因“瓶子里有空气”……在戴伟的引导下，学生们纷纷猜测颜色变化的原因，并用自己的办法进行验证，其实这才是戴伟的目的，正如他所说，“科学不是变魔术，魔术只需被观赏不需要去解释，科学就要问为什么，不要轻易下结论，要多去验证，在实验中所培养的科学思维和精神或许比所学习的科学知识更重要”。
这样一堂化学科普课通常包括两三个类似的实验。从开始准备实验用品到作报告，做实验，再到清理实验“战场”，戴伟往往要像“陀螺”一样转上5个小时，“有时讲完会有点累，但给学生讲化学时一点不觉得累”。
在他最初做科普时，有同事建议他直接把科普内容拍成视频，省心省力。但戴伟认为科普一定要让大家参与互动，“干讲没意思，就像听歌手的DVD和到演唱会现场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中国的化学教学和科普常是理论知识的‘灌输’，不少孩子都没亲眼见过自己倒背如流的化学式实验时的情景。但像我小时候就开始在家中花园的棚子里做很多实验，虽然后来才知道那些实验多危险”。
于是，戴伟结合中小学课堂和日常生活设计了一系列既长知识又安全有趣的实验，其中包括“化学红绿灯”“大象牙膏”“大炮反应”“阿拉丁神灯”等。
这些实验不仅走进了中小学课堂，登上过高大上的科技节、科技馆，也去过超市等更接地气的场合，比如戴伟就曾在北京某超市展示用碘酒和淀粉测果蔬的维生素C含量——把切好的果蔬与淀粉搅拌，再一滴滴把碘酒滴入其中，若果蔬里含有维生素C，滴进去的碘酒会变成无色。当果蔬中的维生素C反应完后，再滴进去的碘酒呈深蓝色，在此之前滴入的碘酒滴数越多，维生素C的含量越高。
“科普是针对公众的，要深入到公众的生活中去。超市是个生活化的公众场合，在那里进行科普可以让那些没去过科技馆或科技节的人也能了解科学，走近科学。”他说。
与时间赛跑的人
戴伟是个与时间赛跑的人。
据悉，自2011年至2016年，戴伟参加了由科技部、中国科协等主办的大型科普活动50余场，现场直接受益者10万余人。此外，他每年还要辗转于全国50多所高中进行科普，这不包括其他一些慕名邀请戴伟去讲课的学校。但即便再忙，戴伟也会挤时间去给北京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上课，并给那里的孩子送去免费的实验用品，“要让那里的孩子也能有条件接触到有趣的化学”。
但戴伟渐渐意识到，仅靠他一人之力在课余时间做科普是不够的。于是，他去找学校领导商议，希望自己的工作重心可以转移到科普上来。“英国的科普已有近200年的历史，一方面是大学教授做科普，在我以前工作的大学化学系有两位教授专门负责科普；另一方面有科普公司招募各行业的人进行培训去做科普，但这种科普方式有待商议。而当时在中国多是些退休的老师在做，他们没有助手和资源，只能简单地做报告”。
最终，戴伟如愿获得北京化工大学和英国皇家化学会的支持与赞助，并开始带着想参与其中的研究生一起做科普。“有的研究生如今已能独自‘hold’整个课堂，这样很锻炼他们的交流沟通能力，既可为他们以后做科普积累经验，更有利于他们以后找工作。”
“化学其实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烧一顿晚饭就是几种化学反应，你可以称赞‘晚上的化学反应真好吃’。化学也是用来解决生活中问题的学科，但目前提及化学，人们往往联想到‘易燃易爆’‘有毒’‘污染’‘危险’这样的词语，大家对化学存在误解，这是我们化学研究者的错。”戴伟认为，科普不仅是为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更是科学工作者对自己研究的学科负责。
让戴伟感到欣慰的是，他发现中国近些年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加入到科普队伍中来。“这是件好事。但绝大多数大学老师都很忙，很少有空闲时间做科普。”戴伟认为，鼓励科学家进行科普的关键在于如何对科普工作进行评估，“比如科普工作是否算是评职称的一项指标？目前英国也在探讨更公正的科普评估方法。”
但这些都已不是戴伟的阻碍。虽已年近花甲，戴伟却未想过退休的事，他笑着说，“即便退休也想把科普一直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