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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半个多世纪的西服裁缝，熊可嘉最熟悉的就是手中的剪刀，咔咔几下，就能剪出这个时代最富朝气的款式。
他在台湾服务过休假的越战美军，也给那里的代工厂老板量过身材。他为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的外交家制定了着装规范，也给30多个国家的大使订制过西服。而如今，推门走进他的订制西服店的，变成了年纪轻轻的“海归”。
当初一起睡在桌板下学艺的师兄弟里，到现在还每日与卷尺剪刀为伴的，只剩下他一个。“有时感觉，我就是社会变迁中的温度计。”这位裁缝已经年近七旬。他有些谢顶，剩下的头发也已斑白，但聊到兴起处，他双眼有神，笑声爽朗，一双灵巧的手在胸前挥舞。在他身旁，与他年龄相仿的胜家缝纫机停止了歌唱，安静地立在墙角。
说起学徒生涯，熊可嘉记得，饥饿是每日的底色。等到好不容易有机会饱餐一顿，他竟一口气吃掉了7碗面。师傅让他们端茶送水，却不肯教他们真本领，他就半夜里爬起来，借着昏暗的灯光，打开师傅留下的半成品，揣摩如何走针线，再按原样放回去。但总有些时候会动了师傅留下的记号，那样就得忍受他好几天的挖苦和责骂。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西服对于中国来说还是稀罕物，甚至直到他1996年第一次来北京，这座城市里的西服裁缝也屈指可数。
在那段时期，西服在内地曾被视为资产阶级的象征，一度遭到禁绝。“文革”中，西服被列为“四旧”，一旦查抄出来，主人免不了要吃苦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第一次公开穿上西服开始，它才慢慢重回人们的视野。
飞进寻常百姓家之前，穿着西服的，主要是在中国的各国外交人员。北京之行，熊可嘉想要抓住的，正是6000多名驻华外交官的置装需求。
他工作的地方在国贸。那时的国贸，晚上走路要打手电筒，街边是门脸矮小的小吃店，还有烤羊肉串的维族大叔。如今的高楼大厦矗立的地方，当时正趴着奄奄一息的开关厂、针织厂。一道土墙外，就是农村了。
与他合作的，是外交部下属的企业，熊可嘉没有多少发言权。他想让员工学英语，想给优秀的学徒更多薪水，但都被领导拒绝。进布料的成本比市场价高一倍，他也无权干涉。一年之后，合作再也进行不下去。
熊可嘉常常感慨，自己裁缝生涯随着时代大潮起起落落。越战正酣的时候，订单很多，熊可嘉经常要踩着缝纫机一直到天亮。越战结束，中美建交之后，当他走在台北的街头，看着各国使领馆一家家关掉，他就知道，自己在台湾的生意做不了太久了。台湾经济起飞时，台商纷纷走进他的西服店，穿上一套又一套的西服，迈入外国客户的朋友圈。而当台湾的经济增长渐趋停滞，内地开始成为“世界工厂”之时，美商、台商纷纷往内地跑，西服店也迎来了倒闭潮。
他那些师兄弟，就是在此时纷纷转行或是退休的。熊可嘉却看中大陆的市场。
辞别北京，熊可嘉来到上海。没有了和部属企业合作时的固定客源，熊可嘉要自己在茫茫人海中寻找顾客。
那时的国人重新拾起西装，受传统穿着方式的影响，衣服讲究宽大舒适，袖子长得能盖住手背，裤脚拖到地上，里面甚至能够塞进毛衣毛裤。而且刚刚富起来的人们，大多大腹便便，追求的更多是在场面上穿大品牌，熊可嘉量体裁衣订制的西装他们不喜欢，也很难穿得好看。
好在国门打开之后，上海再次成为开放的最前沿，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这里。熊可嘉瞄准了活跃在上海的外国青年，他们远渡重洋，来这片生机勃勃的热土上“淘金”。
这期间，因为个体户工商注册的问题，他的西服店曾被人夺了去。靠着半辈子积累的精湛技术，他很快又东山再起，而当初被夺走的店，很快便倒闭了。
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后，他还把分店开回了北京，就在当年合作失败的那条街上。
他重新装修了店面，尝试着接受国人的订单。登门的顾客，大多是有过海外经历的年轻人。他们的身上没有了父辈常见的烟味和酒气，多了礼貌和客气，他们会拒绝父母的建议，要求做出合适的袖长。许多顾客有健身的习惯，每隔一段时间就回来，请他把胸围改大，腰围改小，再穿上，又精神了一大截。
有顾客告诉他，西服似乎有一种魔力，穿着它，自己无论面对谁，都能“不卑不亢”。在熊可嘉看来，只扣一个扣子的西服，与传统服饰的含蓄内敛不同，代表着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
熊可嘉也在努力跟上他们的脚步，每一次潮流演变，他都要适时地调整工艺。他打开自己收藏的西服，仔细研究的神情，仿佛又成了昏暗的灯光下，那个倔强的小学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