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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学长骗了几万元，焦急地等待着司法机关的处理结果。然后你被写进了新闻。有人说，你愚蠢，你贪了好处，你虚荣…….
心里的万分焦急，就这样被叠加了，十分难过。受骗的时候，你大一，18岁，在网上买过衣服鞋子，唯独不清楚在网上贷款意味着什么。
以上两段话描述的是我接触过的受害者群像。近两个月来，我调查了两起校园贷巨额诈骗案：湖南工学院李宁案和武汉传媒学院（原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郑禹案。这两个案子，恰好涵盖校园贷诈骗案中的两种主要类型：通过直接向同学借身份信息或雇同学做兼职两种方式，通过校园贷平台贷款（或分期购物）。
深入到此类案件中，我们不难发现几个特点。诈骗范围呈金字塔式扩张，承担介绍人角色的“中间人”收取“人头费”，大一学生是最主要的“底层受害者”。由于还款期数有的多达24个月，在一部分平台上，大学高年级学生不具备借贷资格。
更重要的是，大一新生刚刚高中毕业，年满18周岁。在李宁案中，受害者均是男生。这群大男孩看着人高马大，举止之间不乏一点儿“社会气”。他们可能抽烟、喝酒，与学长称兄道弟，但是，他们的心里渴望融入学校的某个集体。“仗义”反而把他们推进了骗局。此时，他们不够成熟的一面显露出来了。他们对互联网借贷的新形式完全不了解，甚至很多人连常见的信用消费工具都没用过。年长的学生所具有的自我保护意识，在他们这里还只是一个雏形。
从法律上来说，他们是可以为自己行为充分负责的“成年人”，但同时，他们又是价值观尚不稳定、容易受环境影响、法律意识最为淡薄的“成年人”。初入大学，学长、学姐这样的身份会让大一新生产生一定的信赖感和服从感。在李宁和郑禹两案中，以学长的身份、以创业的名义、以友情和熟人为中介，很容易在大一新生中打开局面。
这些还不够成熟的成年人就这样轻易地交出了自己的身份证。拿着身份证拍下视频或照片时，他们还不知道这就是一场骗局最初的模样。彼此客客气气，甚至会因此得到一点儿好处费，在学长面前显得乖顺，有可能会帮自己在朋友圈里或者某些学生组织里立足。
还有一个伪逻辑扎根在学生心中。受害者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他们看到自己的朋友也办了分期购物（贷款），所以心中的怀疑就被打消一大半。结果，安全性并不会因为人数的增多而变高。这只是骗局的自我复制而已。
在武汉郑禹案中，不仅是受害者，实施诈骗的郑禹本人当时也只是一名大二学生。他生于1995年。他的一位朋友、也是本案的一名“中间人”对记者说：“我们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也许那时候郑禹自己膨胀了，他太傻了。”侦办此案的检察官也认为，郑禹的诈骗行为更像是偶发犯罪。这与李宁和山西的马艳飞等人长时间、持续性诈骗不同。
大学生人格的不稳定性，在郑禹犯罪的过程中凸显了出来。
就是这样一群“半大孩子”，在互联网新事物面前作为问题被抛了出来。在他们面前，一边是新生的校园贷公司，一边是对此准备不足的监管部门和学校。
2015年是这类骗局的高发年份。校园贷公司在大学里跑马圈地，管理粗放。他们伸出的“橄榄枝”，是勾出学生们欲望的诱惑之手。所谓的审核流程极其粗放，基本上就是以学校和家庭背书。不让父母长辈知道即可套取现金或商品，是这类网站的一大卖点。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徐敏向记者介绍，在这类公司的校园代理和与校园代理接洽的工作人员里，存在素质参差不齐的问题。她也曾经听侦办另一起校园贷诈骗案的警官反映，分期公司曾以商业秘密为由，拒不说明网站上所卖货物的货源、价格，也不肯配合办案、提供受害者在该网站上购物的信息和合同。
而行业管理、监管部门在这类商业新现象面前，是滞后的。
这种滞后体现在监管条例至今尚未落实、监管主体尚不明确等方面。面对新事物，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都需要在侦查和审判中进行探索，最后形成一套完备、规范的流程。目前，据徐敏介绍，最高人民检察院已于今年初要求地方提交类似案例，意在完善检察工作规程。
这是一个好信号。但是侦办案件的依旧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到侦办某个案件的警官，如果责任心不足，可能面临严重后果。比如，大量受害者未被列入受害者名单，这在受害学生心中激起较大的困惑和不满。
另一种不安来自于这类案件的遗留问题。对于新闻媒体的报道来说，李宁、郑禹等人被依法审判就是事件的结束。但是对于受害者而言，他们的噩梦还在继续。催款不会停止，各种名目的高额滞纳金依旧会持续滚动，对于征信的威胁始终存在。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魏艳丽介绍，由于受害者需要承担一定责任，因此比较可行的方式是对校园贷平台提起民事诉讼，争取免除高额的利息等费用。受害者也可以向实施诈骗者提起民事诉讼，但是如果对方没有偿还能力，受害者的诉求也很难得到满足。
新事物的产生，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进而在此过程中探索出“游戏规则”。在规则出台前，灰色地带大量存在，自我保护是免受损害的最主要的“武器”。但是，大学生在这样的事物发展规律中是事实上的弱者。他们心中朴素的是非观念，也可能变成新的不稳定因素。就像郑禹案的一名“遗留”受害者所坚持的，他不想掏父母的腰包还钱，“谁把钱花了谁去还”。他同时又渴望解决问题。于是双方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僵持的局面。
我们期待监管部门的细则早日出台。这是从源头上减少此类案件发生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既往的遗留问题要如何解决，则需要有关部门、校园贷平台、学校与学生共同努力。如今，武汉郑禹案的多位受害者觉得，自己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该如何行动。在此情况下，学校和相关部门就需要拿出更切实有效的纾解措施。
我不想给受害学生以泛滥的同情。但换位而处，当有人责备这些学生时，我们可以回想自己刚高中毕业时的状态。在我身边，我也见过40多岁的阿姨手持身份证拍下照片，只为换取小小的礼品，也体会过，当我的一位熟人找到我，希望能请我以同样的方式帮忙“刷业绩”时，我是多么难以拒绝。
到那时，我彻底意识到，指望每一个人时刻具备防骗的意识和本领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打破商业机构的逐利本性也十分困难。只有成熟的行业监管，才有可能减少这类案件的发生。因为校园贷，已经有不止一个年轻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至今，在全国多地，更多的受害者也依然在被骗的苦楚和翻滚的债务里备受煎熬。我们还需要等多久，才能看到校园贷这一“普惠金融”的新形式真的“普惠”，而不再是某些群体中的“公害”呢？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