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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现代社会，面对商家五花八门的宣传，难免要留个心眼。毕竟，人家很可能说，“产品以实物为准”。
可纵使有了这般心理准备，上两周我去山西采访一起大学校园分期平台诈骗案的时候，还是大吃了一惊——吃惊的不是骗子的坏，也不是学生的单纯，而是分期平台的“产品以实物为准”。
先说说利息。诸多校园分期平台都爱拿自己的利息低说事儿，“比信用卡的费用还低”是常见的说辞。去官网上翻翻他们的合同，没错，利息确实是个位数。
可山西的这帮孩子真的在分期平台上用身份、信用换取了手机、现金，然后被骗子统统卷跑之后，事情又变得不一样了。他们很多人原本觉得，自己陷入了诈骗案，想等结案了再考虑偿还的事儿，可飞涨的利息彻底打乱了计划。
为什么说是“飞涨”？一名男生展示了他在某分期平台上的账单。原本2015年底只剩3000多元未还的账单，不到一年半，已经变成8000多元。另一名更惨点的小学妹，在3家分期平台上都欠了一部价值6000元左右的手机，16个月后，这3家平台的欠款额分别成了1.3万、1.7万和1.8万多元。基本上，所有还没自行还钱的学生都揣着类似触目惊心的账单。
用有限的法律和数学知识，我掰着指头算了算：根据央行的规定，分期平台这种民间借贷的利率不得超过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超过标准的，就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这两年，基准利率一直在4％～5％之间。难道分期平台都明目张胆地干着高利贷的勾当？
再仔细一看账单，才发现我“误会”分期平台了。就像欠了8000多元的那名男生，他现在每月应还的账单是1000多元。这其中，本金利息其实只有400多元，占大头的是“逾期费”，足足有600多元。
可“逾期费”又是个什么鬼？在我朴素的世界观里，这玩意儿有点儿像高利贷的“利滚利”。为了弄清楚，我找到一位金融学教授，这位明白人特别无奈地说，还真不能就此说分期平台涉及高利贷，因为服务费、手续费、催收费、滞纳金等变相收取的费用压根儿就是不合理收费，不应该收取，所以在计算最终实际利率时也不计入利息。
我也试着和分期公司沟通。结果，某家规模极大，号称正规“绿色金融”的分期公司再次让我大跌眼镜。
我问：“为什么学生3000元的欠款，过了一年多就变成了8000多元呢？”
该公司公关人员回答：“我们的利息很低，符合国家标准，是健康的绿色金融。”
“那为什么学生3000元的欠款，过了一年多就变成了8000多元呢？这费率也太高了吧？”
“我们的逾期费是有上限的，涨到这儿就不涨了，也体现了我们的规范性。”
……
千万别以为谎话和鬼扯到此就停止了。这位公关还告诉我，他们的催收方式也十分规范，是“情感催收”，引导学生们意识到信用的重要性；另外一家规模极大的分期平台的公关总监也向我承诺，“接到用户投诉被骗电话，公司会让用户提供立案证明，一经核实，会第一时间将用户添加至白名单，停止一切催收”。
可真的是这样吗？在山西，我采访的近20名学生几乎都说，他们遭遇过分期平台狂轰乱炸般的催款电话，在大多数时候，和对方反复声明“这是一起诈骗案，警察已立案了”，但根本没用。过不久，公司又会换一个号码打过来。哪怕把警方开具的立案回执单寄到公司，对方的回复也会是，“案子是立了，可钱是以你的名义借的，还是要还的。”
如果说还不还钱只是学生和公司在此事上的认识不同，那么从学生们描述的催款方式中，我可真是只能看到大大的谎言与欺骗。
在山西，因为时间紧迫，我只采访到不足20名学生，仅从他们嘴中，我就听到了这些“不一般”的催债方式：反复发送短信或者拨打电话，称“你将被列入央行失信名单”，就业贷款都被影响，一生尽毁；给学生的父母拨打电话催款，甚至不乏辱骂，诸如“骗人的老货，不要脸，教出来的孩子也不是好东西”；“善意”地将以往的催债案例展示给学生们看，比如把失信学生的头像印成海报贴到大街上，并提醒“过段时间可能把你的海报也贴到你老家小区”；安排专职催债人员跑到学校宿舍楼门口堵截学生，拿着学生的照片和过往同学一一确认，“你认不认识照片里的人？”
另外一种常见的手法，是发一些看起来很正经、其实杀伤力很大的伪造信息，主要内容就是“律师已起诉”“法院将开庭”“传票即将到达”。好几名还了钱的学生告诉我，看见这些东西，身为学生的他们真的就怂了。
我的一名采访对象收到过发件人为“北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通告函”，要求他于2017年3月9日前往“北京市人民法院”出庭，如不到场，将“当庭宣判3至5年有期徒刑”，并列入“全国A级通缉令”。介于这封漏洞百出的通告函是以一家规模很大的分期公司的名义发出的，我也向该公司的一名副总求证。
结果，这位老总给我的回答是，“这种幼稚的邮件肯定不是我们官方发的”，“很有可能是竞争对手在陷害我们”。
在高利息和五花八门催债手段的双重夹击下，很多学生放弃了“结案再考虑还钱”的天真想法，选择背上了债务。
为了还钱，他们中很大一部分选择打工，有的去KTV当服务员，有的去做兼职销售，有的做起了“微商”，发起了传单，还有个别学生直接进入分期平台的体系里谋求了一份工作。我不知道，在本应好好读书的年纪，他们做这些工作时心情如何，反正在分期平台的描述中，这些算是“勤工俭学”，“自己致富”又“开发了消费需求”，是大大的好事。
我也想不明白，分期平台一直对公众宣称，校园贷的模式风险并不大。可很多人都知道，大学信用卡业务在2009年就被监管部门紧急叫停了，此后大学生即使能开信用卡，也将面临极小的额度、极高的门槛、极严的审查，这正是监管部门为了应对明显偏高的坏账风险作出的努力，可几年过去，这事换成分期平台来做，难道风险就没了吗？
分期平台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将场景限制在消费领域可以降低风险”，意思是他们只支持购物分期，不像信用卡一样可以提现，减少了恶意需求。可诸多发生在分期平台的诈骗案证明，如果坏人真的有心，骗出手机、电脑之后转手，也可以轻松套现。
更何况，分期平台对学生们资质的审核实在简单，学生们除了个人的信用，也没什么可供抵押的，最后的还债人，无疑是他们的监护人。可一名在分期平台工作的线人告诉我，他们在核查学生提供的父母联系方式时，会冒充学校或者教辅站的老师拨打电话，确认号码正确性。压根儿不想也不会向监护人告知孩子的分期购物意愿，哪怕这些监护人才是最后实际还钱背债的人。
政府监管机构已经意识到分期平台存在的问题，这两年也出了监管重拳。很多分期网贷平台或因为被驱赶，或因为自身经营选择，已经宣称退出了校园市场。可我就山西这场诈骗的调查稿件发出后，有读者又发来消息，“都是假话，什么退出校园，前几天还在我们学校发传单”。
这让我有了更大的担心。在某些分期平台经营者心目中，监管部门会不会也和学生、家长、公众一样，可以拿文字游戏糊弄一下就行了？
说实话，生意做到这份儿上，我一点都看不出他们宣传里所谓的“未来”“欢乐”和“梦想”。目之所及，全是人性的黑暗和对利润赤裸裸的渴望。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